她继续往下捋。案发前几个月，陈景浩开始刻意冷淡她，并“无意中”让她看到周启明发给他的短信。内容暧昧：“苏姐今天又问我项目的事，她好像对我很关心。”当时她以为周启明是在向他汇报合作项目，现在明白——这些短信是陈景浩用周启明的手机自己发给自己的，他在提前铺设“出轨证据”。
然后是证据链的精心构造。凶器是她在厨房常用的水果刀。陈景浩作案时戴了手套，事后擦掉自己痕迹，他故意留了几枚她模糊的指纹在刀柄末端，显得像是她慌乱中握刀。他还向警方提供了“证据”：苏凌云与周启明的微信聊天记录（黑客用她的号伪造）、苏凌云曾向周启明咨询投资（其实是陈景浩让她去问的），以及所谓的苏凌云本人的“日记本记录”。这些材料被吴国栋直接作为核心证据送进预审卷宗，章敲得比他们结婚登记那天还快。案发当晚，陈景浩给她喝的红酒里下了强效安眠药。她庭审时对警察说“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拿过刀”，警察只当她说谎。她确实没拿过刀，她只是被冷水泼醒之后，被人把刀塞进了手里留下指纹。所以她的记忆只停在她看见客厅里满地是血的那一刻，然后是陈景浩惊恐的脸——现在想起来，那张脸上的惊恐不像是害怕她受伤，更像是怕她提前醒来。
别墅区监控“恰好”在那晚故障。吴国栋安排的人做了手脚，删掉了当晚的全部录像，只留下案发后陈景浩扶着她走向客厅的那一段。出警现场里收起来的丝巾也被列为了证物，藏起来更是蓄意地强证明。
然后是司法程序的整体失控。吴国栋以刑侦支队长身份督办此案，要求“快办快结”。关键证据被处理得干干净净：周启明指甲里的皮屑样本“意外污染”、窗台脚印照片“丢失”、她体内安眠药成分的检测报告被压下来。那位指定的律师一直劝她认罪，说态度好可以争取宽大，否则建议书直接写死刑。他每一次都用最快的速度结束会见，直到判决下来那天苏凌云才从走廊的便衣嘴里听说，那律师和吴国栋的小舅子同属一家律所合署，业务备案就是吴国栋亲自牵的线。庭审时法官多次打断辩护方的提问，对检方证据全盘采纳。她后来才从雷志刚嘴里知道，那位法官和吴国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