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河的喉结剧烈滚动，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汗，却越擦越多。
“是我失职，是我没查清楚。”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膝盖微微发颤：“沈书记，我这就安排人去救。”
“等等。”
沈向东按住他的肩膀，掌心的力量透过衬衫传过去：“石窝村宗族势力重，胡家是大姓，贸然带人去，怕是会激起民变。”
他想起昨天村口那些老汉看他的眼神，表面淳朴，底下藏着警惕，便开口问道：“你准备带多少人？”
“乡里派出所有二十多个警力，我都带过去。”
赵长河的拳头攥得咯咯响，袖口的纽扣崩掉了一颗：“再不行就请县局支援。”
“叫支援吧。”
沈向东从后备箱拿出地图摊在引擎盖上，红笔在石窝村周围画了个圈：“让县公安局配合，多带一些人，分成三组。一组控制村口，一组包围胡大力家，一组守住村委会。”
他的脸色严肃，认真的说道：“村长家是关键，他要是敢煽动村民，先拘起来。”
对于这方面的事情，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警方在农村解救被拐卖妇女时经常面临重重困难，这是事实。
从地理与社会环境来看，农村地区往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落分布零散。这使得警方行动的隐蔽性降低，解救队伍容易在抵达前就被村民察觉。
同时，农村社会多为熟人网络，宗族势力盘根错节。被拐妇女的买主通常是村里的“自家人”，村民出于“护短”心理，可能会联合起来阻碍解救，甚至出现围堵警车、藏匿妇女的情况。部分村民认为花钱买媳妇是“家务事”，对法律缺乏敬畏，进一步加剧了对抗情绪。
被拐妇女自身的处境也增加了解救难度。
许多妇女被拐卖后长期遭受暴力控制，心理创伤严重，对外界充满恐惧。她们可能已生育子女，在“为孩子着想”的传统观念束缚下，对解救产生犹豫甚至抵触。
此外部分妇女被拐时间过长，与原生家庭失去联系，缺乏独立生活的技能和勇气，担心离开后的生存问题，从而拒绝配合解救。
法律执行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冲突同样不可忽视。一些偏远地区存在“民不举官不究”的惯性思维，基层治理力量薄弱，对拐卖行为的打击力度不足。
个别地方甚至将买主视为“解决光棍问题”的受益者，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