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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住手上轻微的颤抖道，“只是推测，如果有证据，当年警方早就找到了。”
那天我们俩的谈论止于唐经理突然问了我一句话。她说，“小岱，你觉得什么情况下案子最难侦破？”
在俞主任推门进来宣布下午的任务前最后两秒，我才回答她，“无动机案件。”
这场对话止于23年闷热的夏季。后来唐经理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往了总部，我再没有见过她盘腿坐在粉色的休息椅上看那些凶案解说。这件事对于我而言这只是枯燥工作中的一场闲谈。
在我工作第二年的春天，俞主任为了迎合应届大学生下基层的指令，派我到街道邮电局协助工作。
说起来是大学生下基层，本质其实是协助营业员办套餐卖手机，颇有点磋磨小年轻的意思。我是个毫无背景撞大运考进来的人，当然没有资格说不。
俞主任挺着他的啤酒肚笑眯眯地告诉我我下派的那一片是景区，如果生意好会得到公司嘉奖。我没有戳穿他作为下基层的员工拿不到前端的提成，公司嘉奖一毛钱都不值这件事，收拾收拾就窝囊地服从了安排。
去街道的第一个月风平浪静，业务员有自己固定客源，我只需要记录数据就可以，日子过得还算轻松。三月末的时候，负责片区的周姐孩子发高烧，偏偏有一个客户手机煮夜宵时掉进锅里坏了，着急忙慌借邻居手机给周姐发微信说现在给她送一个去。
周姐正在医院陪小孩挂水，不想失去老客户和这笔提成，无奈之下给住在附近的我发信息让我跑一趟。
我没有拒绝，10:30分从出租屋的床上爬起来，在倒春寒的晚上一个人乘地铁去了店里，然后在柜台中找到那台新款手机，沿着依旧热闹的景区往周姐发给我的地址走。
和南方很多城市一样，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有临河的商铺和夜市酒吧。不过很可惜，我从来没有去过，一是没有经济实力，二是不感兴趣，酒精会让我本就紧绷的精神更为糟糕。
尤其是在我敲开那个客户的大门时，这种紧绷感达到了顶点。
铺天盖地的酒精味道冲上面门，我看见了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