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跟着文员去了阴冷、弥漫着福尔马林气味的殓房。
当看到停尸台上那张熟悉却已毫无生气的青紫面孔时，她终于控制不住，捂住嘴发出压抑而绝望的呜咽，眼泪滚滚而下。
确认了身份，办完必要手续，文员公事公办地让她在几份文件上签字，并告知她案件正在调查中，有进展会通知，但现在看来很可能是“意外”或“个人恩怨”导致，让她节哀，尽快处理遗体。
走出殓房，外面阳光刺眼，李秀莲却感觉浑身冰冷。
她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脑子里一片混乱。
悲痛过后，是一种麻木的、混合着愤怒与无奈的情绪。
“这个死阿昌！”
她咬着牙低声咒骂，眼泪却又流了下来，“平时叫他不要去赌！不要去赌！偏偏不听！现在好了……肯定是欠了赌债还不起，被人弄死了！活该！真是活该！”
她几乎可以肯定弟弟是因为赌债送了命。
这种事在她们这个圈子里太常见了。
那些放高利贷的、开赌档的，哪个是善男信女？
还不起钱，断手断脚是轻的，丢了性命也不稀奇。
她甚至没去想会不会是别的仇家。
阿昌那种人，能惹到什么大人物？
最大的可能，就是赌。
“阿姐，现在怎么办？”
一个平时要好的舞女姐妹扶住她，担心地问。
李秀莲擦干眼泪，眼神变得有些空洞和决绝：“能怎么办？筹钱，找地方，送他回乡下葬了。难道留在这儿等警署查？查到什么时候？查到又怎样？人都死了。”
她知道，指望警方为阿昌这样一个底层小混混伸张正义，几乎不可能。
能通知家属，已经算“尽责”了。她甚至不敢深究到底是谁杀了阿昌，怕惹来更大麻烦。
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像她们这样的小人物，能活着、能把自己顾好，已经用尽了全力。
她开始四处借钱，找相熟的客人帮忙，甚至典当了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凑了一笔钱，托人将阿昌的遗体火化，然后把骨灰坛暂时寄存在一处廉价的寺庙里，等以后有机会再带回乡下安葬。
整个过程，她几乎没有流泪，只是麻木地操办着。
只有夜深人静，独自回到那间狭小潮湿的出租屋时，她才会对着弟弟以前偶尔来睡的地铺位置，默默发一会儿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