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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直接送达了一位在某部委任职、与她家族渊源深厚的学长手中。
    报告中虽未点名,但矛头直指“启明系”及其保护伞,暗示其存在系统性、政治性的风险。
    她还做了一件事:她让秘书联系了省检察院反贪局的一位老同学,“偶然”地提及了沧澜市在反腐败斗争中遇到的新型、复杂挑战,特别是“软抵抗”和“政治诬告”的现象。
    这天下午,秦若溪接到了省委组织部那位处长的回电,这次对方的语气带着明显的缓和与亲近:
    “秦市长,关于肖北同志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初步了解,确实存在一些争议,但组织上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慎重处理。”
    “谢谢部长关心。”
    秦若溪知道,她营造的“势”开始起作用了。
    “不过...”
    处长话锋一转,“举报信涉及的内容比较敏感,尤其是与您相关的部分……你看,是否需要暂时回避一下,以免瓜田李下?”
    这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机会。
    秦若溪立刻回应:
    “部长,我个人不存在任何需要回避的问题。我与肖北同志是纯洁的同志关系和上下级关系,我相信省纪委会给出公正的结论。
    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有人利用审查程序,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如果因为一些莫须有的指控,就让一位敢于碰硬的干部靠边站,这会寒了多少实干者的心?”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说:
    “好吧,你的态度我知道了,审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请耐心等待。”
    挂断电话,秦若溪知道,她必须再加一把火,让省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已经到了必须切割的地步......
    市郊招待所的隔离房间内,空气凝固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省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王海涛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显示出这场谈话的艰难与漫长。
    “肖北同志,你还是坚持认为,针对你的所有指控都是诬告?”
    王海涛的声音带着长时间的询问带来的沙哑。
    肖北尽管面露疲态,但眼神依旧清澈坚定:
    “王主任,不是我坚持认为,而是事实如此。我与韩冬枫、秦若溪同志的所有交往,皆出于公义,止于公务。我更希望组织能将精力放在核查我提交的证据上,那才是关乎沧澜市发展根本的大事。”
    这时,房间门被轻轻推开,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来,在王海涛耳边低语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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