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奶奶站在诊台前面，看着翟尤哭。她没有说话，因为她知道，不需要说话。她只需要把那本笔记本给他，让他看，让他哭，让他知道，她做了二十年的事，不是没有痕迹的。那些痕迹在这本笔记本里，在她二十年前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她写了二十年，写了一本又一本。不是因为她记性好，而是因为她不想忘记。不想忘记那些猫的名字，不想忘记它们的样子，不想忘记它们在她生命里留下的印记。那些印记在笔记本里，在她的字里，在她年轻的、直的、有力的、像刻在石头上一样的字里。她老了，字抖了，弯了，像蚯蚓了。但那些年轻的、直的、有力的字还在，在那本黑色封面的、边角磨圆了的、书脊上的字已经模糊了的笔记本里，在那些她舍不得扔的记忆里，在她交给翟尤的那一刻，从她的手心，传到他的手心，从他的手心，传到他的心里。她把它交给他了，不是因为她写不动了，而是因为她相信他。相信他会继续写，在她停下的地方，在她写完了的地方，在她不能再写的时候，他会拿起笔，翻开新的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一个日期，然后写下第一行字——“今天，金奶奶把她的笔记本给了我。她说，这是她做了二十年的事。现在，轮到我了。”
翟尤翻开了第二页。第二页写着另一只猫的名字，不是大黄，是另一只。黑白的，母的，在垃圾堆里捡到的，浑身是伤，尾巴断了，耳朵缺了一块。金奶奶给它起名叫小花。小花活了，在金奶奶的照顾下，活了。活了十几年，走了。走的那天，金奶奶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小花走了。我把它埋在槐树下，大黄旁边。它们会互相做伴的。”
翟尤翻开了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每一页都写着一只猫的名字，每一页都写着一只猫的故事。有的很长，写了好几页；有的很短，只有几行。但每一页都有一个共同点——每一页的最后一行，都写着同一句话——“它活了。”不是“它死了”，不是“我没能救活它”，不是“我很遗憾”。而是“它活了”。三个字，但里面装的东西比整个笔记本还重。它活了，在金奶奶的照顾下，在那些她端过的盆、摸过的头、写过的字里，活了。活了，就是金奶奶做这些事的意义。不是钱，不是名，不是任何可以被拥有和失去的东西。而是“它活了”。它活了，所以她做了。她做了，所以它活了。这是一个圆，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圆。金奶奶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