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尤站在门口，看着安姐一步一步地走近。阳光照在她的红棉袄上，把她的脸也映红了。她在笑，那种笑不是“我没事”的笑，而是“我真的很好”的笑。她走到翟尤面前，停下来，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个动作很轻，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没有激起任何涟漪，但它沉下去了。沉到了翟尤心里那个很深很深的、平时不会去触碰的、但知道它在那里的地方。那个地方装着他一个人在诊所撑了那么多天的疲惫，装着他在暴风雪中走了那么远的路、摔了三次、把大黄塞进衣服里、用胸口暖它的决心，装着他在每一个深夜躺在折叠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想着“安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的等待。现在那个地方多了一个东西——一只手的重量。那只手不重，但它在那里。像一棵树，不摇不动不落叶，只是在那里。
“辛苦了，”安姐说。
翟尤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那种无声的、克制的、怕被人看到的哭，而是那种痛快的、不管不顾的、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光、光太亮了、刺得眼睛疼、疼得眼泪自己往下掉的哭。他哭了，站在诊所门口，穿着那件领子洗白了的衬衫，在安姐面前，在方远征面前，在苏糖从药房探出头来的注视里，哭了。他哭了很久，久到安姐又拍了拍他的肩膀，久到方远征转过身去假装看梧桐树，久到苏糖从药房走出来递给他一包纸巾。
他哭够了，擦了眼泪，把安姐扶进诊所。安姐走到诊台后面，坐下来，伸出手，摸了摸诊台的桌面。桌面很干净，没有灰，没有药渍，没有任何不该有的东西。她摸了一遍，又摸了一遍，像是在确认这是不是她的诊台，是不是她离开了那么多天、做了手术、在病床上躺了那么多天、每天看着窗外的雪想着“诊所怎么样了”的那个诊台。它是，它还在，它被翟尤擦得很干净，它在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倒，没有关，没有变成别人的诊所。它还是她的，还是“尤安宠物诊所”的那个“安”。
安姐摸完了诊台，又去摸药房的门框。门框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是她刚开诊所那年搬药柜的时候不小心刮的。她摸着那道划痕，想起了那时候的自己。四十岁，刚离婚，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租了这间店面，开了这家诊所。她不知道能不能做起来，不知道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