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半的时候，苏糖来了。她提着一个保温袋，里面装着粥和鸡蛋。她把保温袋放在床头柜上，打开，把粥盛到碗里，把鸡蛋剥好，放在碟子里，推到安姐面前。
“安姐，吃点东西。手术前不能吃太多，但喝点粥没事。”
安姐看着那碗粥，看了很久。粥是白粥，很稠，上面飘着几颗枸杞，红的，在白粥里像几颗小小的红宝石。她拿起勺子，舀了一勺，吹了吹，放进嘴里。粥不烫了，温度刚好，是苏糖在路上就晾好了的。安姐嚼了几下，咽下去，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好吃”的笑，而是那种你一个人撑了太久、终于有人来帮你撑了、你不需要再一个人了的那种如释重负的笑。
“苏糖，谢谢你。”
苏糖摇了摇头，那个动作的意思是“不用谢”。她站在床边，手里还拿着保温袋的盖子，圆脸上有一种介于“我不怕”和“我其实有点怕”之间的、矛盾到几乎扭曲的表情。她怕，怕安姐的手术不成功，怕安姐的病治不好，怕安姐再也回不到诊所，怕那个每天在药房里整理药品、在诊台后面写病历、在手术台上跟翟尤配合默契的人，再也不在了。但她不能说怕，因为说了安姐会更怕。安姐不怕自己死，她怕的是诊所没人管，怕的是翟尤一个人撑不住，怕的是那些猫没人照顾。苏糖知道这些，所以她不说怕，她只是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保温袋的盖子，像一棵树，不摇不动不落叶，只是在那里。
八点半，护士来了。推着轮椅，轮椅上铺着蓝色的垫子，垫子很薄，看起来很硬。安姐从床上下来，坐在轮椅上，护士给她盖了一条毯子，毯子是灰色的，旧旧的，边角有些磨损。安姐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像一个正在等待什么的孩子。翟尤推着轮椅，沿着走廊往手术室走。走廊很长，灯很亮，地面很滑，推起来很轻松。但翟尤觉得轮椅很重，重到他的手臂在发酸，重到他的脚步在变慢，重到他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保持匀速。不是轮椅重，是这条命重。安姐的命，在他手里，在轮椅的两个轮子上，在走廊的每一块地砖上。他不能摔，不能晃，不能有任何差池。他要稳稳当当地把她推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