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呢？”一个急救人员问。
翟尤说了一个字：“我。”
他不是家属，不是金奶奶的儿子，不是她的任何亲戚。但他是在场的人里跟金奶奶关系最近的人。他认识她，她认识他，她每天给他泡茶，他每天给她的猫打针。这个关系在法律上不算什么，但在生命面前，它就是一切。急救人员没有追问，他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躺在病床上的人没有家属，站在旁边签字的是邻居、是同事、是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在急诊室，签字的不是血缘，是到场。
苏糖留下来看基地。翟尤上了急救车，坐在金奶奶旁边，握着她的手。金奶奶的手很凉，不是正常的凉，是那种血液循环已经不够了、身体的末梢正在被放弃的那种凉。他握着那只手，想把自己的体温传过去，但他的体温也不高，在深秋的、没有阳光的、风开始变冷的阴天里，他的手指也是凉的。凉的和凉的握在一起，不会变暖，但不会更凉。这就够了。至少她不是一个人。至少在她被抬上担架、推进急救车、送往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人握着她的手。
急救车在路上飞驰，警笛的声音尖锐而刺耳，像是有人在用一把钝刀划开这块灰色的布匹。翟尤看着金奶奶的脸，她的眉头皱着，嘴唇在动，在说什么，但声音太小了，被警笛盖住了。他俯下身，把耳朵凑到金奶奶嘴边，听到了几个字。断断续续的，像是信号不好的收音机，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猫……我的猫……帮我……照顾……它们……”
翟尤握着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不是在心里说的，是用嘴说的，用人类的声音，在人类的世界里，说了一句人类能听懂的话。
“我答应你。”
金奶奶的眉头松开了。不是完全松开了，是松了一点。那一“点”很小，小到如果不是翟尤一直盯着她的脸看，根本不会注意到。但他注意到了，因为他一直在看。他在看一个七十多岁的、做了二十年救助的、身体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不知道但一定很糟糕的事情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