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领事靠在阳台栏杆上，放下望远镜，对雷诺淡淡开口，语气里没有丝毫波澜，只有算计：“效率不错，但卫生是个问题。这么多尸体，天气热了，恐怕会滋生瘟疫，影响租界的生意。”
雷诺端起香槟抿了一口，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放心，下午就处理。我已经通知了‘清洁公司’，让他们来收拾这些垃圾。”
他们的对话轻飘飘的，仿佛脚下的七十八具尸体，不过是些碍眼的杂物，而非活生生的人命。 上午11时，雷诺口中的“清洁公司”来了。二十几个面黄肌瘦的华人苦力，在几个法国工头的皮鞭驱赶下，推着十几辆像粪车一样的板车，战战兢兢地走进屠杀场。他们不敢看地上的尸体，只能低着头，任由皮鞭落在身上。
殖民者制定了严苛的处理流程，每一步都充满了对死者的践踏与侮辱。
珠江边，苦力们在工头的呵斥下，抬起板车斗，几十具尸体噗通噗通落入浑浊的江水，溅起沉重的水花。有的尸体浮在水面，随波逐流，像一具具漂浮的木偶；有的沉入江底，可没过多久，就因内脏腐烂产生气体再次浮上水面，身体肿胀如鼓，面目全非。
下游的渔民，当天撒网打捞，捞上来的鱼肚子里，竟有未消化的人体组织碎片。消息传开，整个广州城，接连数日无人敢食江鱼，珠江的水，仿佛都被鲜血染透了。
而最后的侮辱，发生在几个被允许进入的中国记者身上。法军允许他们拍照“记录现场”，却全程派人监督，不准拍殖民者的暴行，只能拍“暴乱的后果”。一个记者趁监督的水兵不注意，悄悄将镜头对准了刘大柱夫妻的尸体，想拍下那枚隔在两人手指间的法国铜纽扣，记录下这份悲惨。
可他刚按下快门，就被一个法国水兵发现了。水兵大步走过来，一脚狠狠踩在刘大柱的脸上，军靴底在死者的脸上用力拧了拧，留下一个清晰的污泥鞋印。然后他转头对记者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拍啊，继续拍，这样更有‘故事性’，不是吗？”
闪光灯再次亮起，定格了中华民族最屈辱的一幕：为国流血牺牲的士兵遗属，死后仍被侵略者无情地践踏在脚下，尊严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