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慢下来了。慢得能看清窗外的每一根电线杆，每一块广告牌，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那些人走得很快，比村里人快多了，低着头，夹着包，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他们。
车厢里的广播响了。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又快又硬，像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潮子竖起耳朵听，只抓住了“东京”两个字——后面的那些话，像被风吹散的沙子，从她耳边滑过去，抓不住。
她的心突然跳得很快，快得她有点慌。她攥紧手里的布包，指甲嵌进布里。
对面那个男人醒了，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开始收拾东西。旁边那个女人也醒了，拍拍孩子的背，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拽下一个大包。过道里开始有人走动，拿行李的，穿外套的，招呼同伴的。车厢里突然热闹起来，热闹得潮子有点晕。
她站起来，跟在人群后面，往车门走。
走到车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座位。她坐了一整天的座位，皮革的，有点破，边上磨白了。她看了它一眼，然后转身，下车。
脚踩上月台的那一刻，她的腿有点软。不是晕车，是月台太大了。大得她觉得自己像一颗掉进海里的石子，小得看不见。
月台上全是人。穿着西装的上班族，拎着公文包，走得飞快。穿着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三三两两地说笑着。抱着孩子的女人，推着行李车的老人，蹲在地上等人的年轻人。所有人都很忙，所有人都知道要去哪里。只有她站在那里，像一根被浪冲到沙滩上的木头。
她往边上站了站，靠着一根柱子，把布包抱在怀里。她不敢动。怕动了就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她想起妈妈说的：“到了东京，森本先生会来接你。”
森本先生。她记得他的声音，慢慢的，稳稳的。她记得他给她拍照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她没见过的东西。不是那种黏糊糊的，是干净的，亮亮的。
她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了。那天在海边，她没仔细看他的脸。她只记得他的相机，黑黑的，大大的，被他端在手里，像端着一件很贵重的东西。
她站在柱子旁边，看着人群，看了很久。久到月台上的人渐渐少了，久到广播又响了几次，久到她的腿站麻了。
然后她看见了他。
他站在月台尽头，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手里没有拿相机。他也在看人群，一个一个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