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作者是必然要经过改稿这个流程的，新人嘛，编辑部总要给你挑点毛病。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稿子还行，但是得改，意思是我们想要更好的！
名气大一点的作者，编辑则又一个态度，会跟你商量着改稿，你要是态度强硬点，说不定会避免改稿这个流程，编辑部觉得没太大问题，直接发表。
现在寄信本地寄的价格四分钱，外地要八分，挂号信收费会高一点，而且还有特殊的要求，不超过两页一个价，超过两页，不好意思，你需要加钱。
刘一民的稿子写到了四万五千字，远远地超过了两页的限制。
“总共6毛钱，邮票在这儿自己贴，来，我先把你的稿子再装订一下。对了，小同志，你的叫什么名字？”
“《驴得水》！”
“写驴的？现在‘人’都写不过来，你怎么还专门给‘驴’写。最近《人民文艺》《燕京文艺》的杂志我都看了，写‘驴’不行，你得写点十年期间受苦受难的事情。”
邮局的工作人员一边给刘一民装订，一边劝道。
工作人员说的是伤痕文学，自从77年10月刘新武《班主任》发表之后，整个文学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伤痕文学作品。甚至出现了一种现象，只要作品带点“伤痕”，被过稿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我对‘驴’有信心，您喜欢看十年间受苦受难的事情？”
“我是工人，对这些倒也不是喜欢，杂志上现在都是这种。”邮局的工作人员指了指旁边的几本杂志说道。
这是一个对作家和纯文学作品来说最好的时代，大家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读书看报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消遣。不仅知识分子读书看报，工人也看，农村也会有人读报。作家地位日渐高涨，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人人喊打的时候。
稿费看着不高，但是在这个时代却算是相当高的标准，大部分作家靠着稿费都能过的不错。极少数会跟路遥一样，即使拿着不菲的稿酬，依然过得穷困潦倒，甚至最后去燕京领奖的路费都没有。
《人民文艺》和《燕京文艺》刚复刊，杂志的销量一期高过一期，跟作品的质量有关系，但要说是决定性的，那还真不一定。这时期的文学作品，还真没有多少能够让后世不断地提及、反复揣摩的。
“同志，再见！”刘一民笑着摆了摆手。
“再见，希望在下一期的杂志上看到你的‘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