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形清瘦的首长捻灭了烟蒂，补充了一句，声音低沉却掷地有声：“渠道断了，比物资暴露更要命。”
柯文柏沉吟片刻，接话道：“那只能‘细水长流’，而且需要一个绝对合理的‘源头’作为掩护。‘南洋侨领张敬之’的捐赠渠道可以启用一部分，但这个渠道的‘运力’和‘节奏’也需要设计，不能显得太突兀。”
“所以，需要一个过渡期，一个让物资‘自然’出现的过程。”最先开口的那位首长掐灭了烟头，语气沉稳有力，“同时，最关键的一环——林薇同志、沈耘同志、杨筠同志，他们必须立即撤离延安。他们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停留越久，暴露在复杂环境下的风险就越大。他们来的时候是秘密，走的时候，也必须无声无息。”
昏黄的油灯映着几人的剪影，决议在沉默里落了地——没有文件，没有记录，只有几双眼睛里的笃定。
夜色四合时，柯文柏敲响了林薇住处的门。
“准备一下，今夜出发。”柯文柏没有任何寒暄，直入主题，声音压得极低，随即放缓了语调，添了句安抚的话，“延安接下来会有一系列动作来消化物资，你们留在这里已无必要，反而会增加风险。首长们都记着你们的功劳，回去后先休整一段。今夜就走，路线已经安排好了。”
消息来得有些突然，但看到柯文柏严峻的神色和一旁沈耘、杨筠立刻进入戒备状态的反应，林薇立刻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她迅速点头：“是，我们立刻准备。”
没有告别，没有灯火。三人带上简单的行装，和几位一起来护送人员一起，如同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延安沉沉的夜色，沿着另一条更为隐秘的路线，向南折返。
七八天后，当林薇一行三人已经再次踏入野猪岭那危机四伏的苍莽山林时，延安，这座革命圣地的市井，却仿佛一夜之间被注入了一股温润而扎实的活力。
多个由边区政府新设立的“物资调剂合作社”和“供销社”在城内及周边重要村镇悄然挂牌营业。没有敲锣打鼓的庆典，但消息像长了翅膀，通过各级组织系统和口耳相传，迅速飞遍了延安的每个角落。
开业当天，天刚蒙蒙亮，各个合作社门口就排起了长龙。
队伍里有穿着灰色军装、胳膊上戴着红十字袖章的医生护士；有来自鲁艺、穿着列宁装、眼神清澈又带着好奇的文艺工作者；有边区小学的老师，带着想给孩子们换点新文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