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安静了大概有三秒钟。
然后有人猛地拍了阿泰的后背一下，喊了一声“好小子”。
阿泰手里攥着那个信封，愣在原地，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黄干部把文件塞到他手里，笑眯眯地说：“正月十二出发，去长安的火车票市政府给你订好了。
到时候全曼谷就两个暹罗族代表，你是其中一个。好好准备一下，到了长安要发言的。”
黄干部走了之后，码头上的人把阿泰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他打算说什幺。
阿泰把信封和文件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扣上扣子，隔着衣服按了按，确认那叠纸还在。
他扛起下一个木箱的时候，肩膀比平时挺得直了一些。
晚上回到住处，他把那三千块奖金从信封里抽出来，一张一张数了三遍。
钞票崭新，蓝底金边，纸里掺了暹罗湾的海藻纤维，搓起来沙沙响。
他把钱分成两叠，一叠两千五，用牛皮纸包好，准备寄回老家；
另一叠五百块揣进自己的贴身口袋里，准备带去长安。
他娘还老家的乡下，父亲早年在桂河大桥工地上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再也没回来。
母亲一个人把他和妹妹拉扯大，靠渡口卖鱼汤粉为生。
他去年把妹妹送到曼谷读夜校，小姑娘学汉语学得快，已经能读报纸了。
他在心里想好了，等从长安回来，就用这笔钱给妹妹买一辆自行车。
有了自行车，妹妹就能到更远的地方上学。
正月十二清晨，曼谷火车站。
站台上挂着一幅红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送曼谷各族代表赴京参会”。
阿泰穿上了新买的白衬衫，领子是浆过的，硬挺挺地卡在脖子两边，他时不时伸手去扯一扯。
皮鞋也是新的，锃亮，走起路来踩得站台地面哒哒响。
他这辈子没穿过皮鞋，昨晚在租屋里试穿的时候，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把楼下的邻居吵醒了，邻居用扫帚杆子捅了捅天花板。
黄干部来送行。
他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交给阿泰，里面是会议议程和发言材料的草稿，告诉他到了长安会有秘书帮他修改。
“见了总统不要紧张，”黄干部说，“总统喜欢听实话，你不要背书，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就行。”
阿泰点了点头，火车汽笛响了，他提起那个帆布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