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坐直了身子，将那摞信访复函全部摊开，一页一页仔细翻找。指尖抚过每一道折痕，每一处被涂抹、被撕毁的痕迹，眼睛看得发酸，却不敢有丝毫懈怠。终于，在一封1992年的匿名信背面，我找到了一行同样被蹭过的字迹，这次稍微清晰些，写着：“……1992年秋，车间夜班，失踪……”
1992年秋，红星机械厂，夜班，失踪。
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立刻拿出手机，翻出之前警方移交的红星机械厂职工档案，按年份排查1992年前后的人员异动。翻到1992年的职工花名册，我逐行核对，目光停在一个名字上：林建国。
林建国，男，1965年生，红星机械厂三车间工人，档案上标注着“1992年10月离职，去向不明”。离职时间，正好是那封匿名信提到的“1992年秋”。
我心里一沉，立刻翻出他的个人档案，里面的材料少得可怜，只有一张入职登记表，一张工资条，再无其他。离职手续是周明山签字的，理由写着“自动离职，外出务工”，可既没有离职申请，也没有家属的签字确认，甚至连停发工资的通知都没有，整个过程，潦草得不合规矩。
我拿着这份档案，心里的滞涩越来越明显。林建国，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怎么会突然自动离职，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去向？如果他不是失踪，那这背后，会不会又是一桩被掩盖的命案？
下午，我带着档案去了镇派出所，找当年的老民警打听。老民警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可听到“林建国”这个名字，还是愣了一下，皱着眉回忆：“好像有点印象，当年厂里确实有个小伙子不见了，家属来找过好几次，可周明山说他自己跑了，家里穷，欠了债，出去躲债了，张书记也压着不让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他家里人呢？”我连忙追问。
“听说后来搬走了，好像是受不了闲言碎语，也找不到人，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老民警叹了口气，“当年这种事，多了去了，谁敢跟周明山、张为民对着干啊。”
我握着那份薄薄的档案，走出派出所，心里沉甸甸的。
周明山已经伏法，郑怀安也判了无期，可没想到，时隔这么久，居然还能发现这样的线索。如果林建国真的也是被灭口的知情者，那这桩案子，就远没有真正结束。
回到档案室，我坐在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