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企图用‘学术讨论’的名义干扰司法，都是对人民意志的蔑视。”
同一天，《柏林日报》在第二版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是《“宽大处理”背后的政治暗流》。
文章的作者是总政治部宣传处的一名资深编辑，笔锋比《红旗报》的评论员文章更犀利。他没有泛泛地批判“知识分子”，而是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柏林大学法学院那名讲师，另一个是《人民的声音》油印小报的编者。
文章对法学院讲师的“建议”进行了逐条批驳：
“他说‘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所以应该从轻处理。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八十岁的杀人犯也应该从轻处理，因为他‘年事已高’？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是为老人发明的，是为穷人发明的。
老人并不比工人更高贵，并不比农民更值得同情。”
关于油印小报，文章写道：
“《人民的声音》——好大的口气。三百份油印小报，就敢代表‘人民的声音’了？真正的人民的声音，在工厂里，在田野上，在建设工地的脚手架上。
不在大学宿舍里，不在几个文人墨客的沙龙里，不在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的‘读者来信’里。”
两篇文章发表后，反响比预期的更强烈，不少工人读者给报社写信，表达对文章的支持。
柏林一家电机厂的车间工会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学习讨论会，把两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发给每一个工人。
韦格纳没有去看那些来信。施密特看了，在电话里向韦格纳汇报了几句。韦格纳说了一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后挂了电话。
柏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十月九日下午。
讲师赫尔曼·贝克尔被叫到了法学院院长的办公室。
院长是个老教授，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他不是党员，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
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将近十年，以“平稳”著称——不惹事，不揽事，不出事。但今天，他必须惹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已经大到不惹就出事了。
“贝克尔先生，”院长的声音带着一种老人特有的沙哑音色，
“你最近在《学术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
贝克尔站在那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
“是的，院长先生。那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
院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