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审判让坎贝尔出了名，但并没有改变他的任何东西。
他依然是那个在佩斯利工人俱乐部里举着啤酒杯讲课时激情澎湃的苏格兰人，依然是那个用最朴素的语言把最复杂的理论讲给最普通的工人听的宣传家。
“哈里说得对，”坎贝尔把烟卷夹在指间，“机会来了。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干了十几年，一点点干出来的。”
“一九二六年大罢工之后，有人跟我们说工人运动完了。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盘之后，有人说资本家都要破产了，你们还闹什么？一九三一年工党政府垮台之后，有人说你们共产党人更没戏了。”
“但我们一直在干。”坎贝尔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一些，
“失业工人运动从一九三〇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过。南威尔士的矿工、克莱德赛德的造船工、伦敦东区的码头工人、兰开夏的纺织工——我们的同志就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饿肚子，一起挨冻，一起挨打，一起在被警察驱散的时候手挽手站成一道墙。
这五年，我们不是在等机会。我们是在老老实实地打基础。”
会议室里有人轻声应和了一句，有人用拳头敲了一下桌面。
波立特等坎贝尔说完，伸出双手在虚空中微微向下压了一压，示意大家安静。
“同志们，我们要明确一件事，”波立特的语速慢了下来，“今天的局面不是因为德国同志的舰队开了过来。
那是外部因素，最多是催化剂。真正的原因在这里——在国内，在人民心里，在工人和农民的血肉之中。是我们英国人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一九三五年了，同志们。大萧条已经过去六年了。
六年来，政府干了什么？裁军，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干的。削减失业救济金，这是他们在民生上干的。
从一九三一年到现在，失业率从来没低于过百分之十五。矿工、造船工、纺织工——整座整座的城市里，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任何收入来源，靠着每星期那点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连土豆都买不起，靠什么活？”
波立特的声音更大了，
“我来给大家念一组数字。
一九三四年，英国造船业的产量是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十八。
克莱德赛德的造船工人，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全年全无工作。
南威尔士的煤矿，八十座里有六十座关了门。
兰开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