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温菲尔德没有犹豫。
“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让你们和我们的人在乱局中找到出路。”
男人沉默了很久。他的目光从温菲尔德脸上移开，落在茶几上那台收音机上。
收音机是深棕色的，木壳的，调频的旋钮上有一小块磨损的痕迹。他伸出手，摸了摸那块痕迹。
他在想一些很远的事，远到像是上辈子的事。
男人想起那是一九一九年。
德国革命刚成功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
那时候他还年轻，三十出头，刚从战场上下来。
他在旧军队里待过，跟英国人打过仗，跟法国人也打过仗。
他不知道什么主义，只知道谁赢了就跟谁走。
韦格纳赢了，他就留下来了。
但留下来不等于信了。
他不信共产党，不信社会主义，不信任何主义。
他只是需要一个地方住，一口饭吃。
街道办的同志让他填了一张表，问了他的情况，然后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仓库里搬货。那时候整个德国都在挨饿。
魏玛政府的救济站他去过，排几个小时的队，领一碗稀汤。
可到了新政府这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第一天上班，食堂的大姐给他打了满满一勺土豆炖肉，还多给了他一块面包。
她说，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他吃了。吃得很饱。然后他告诉自己，这不代表什么，一顿饭而已。明天也许就没了。
一年、两年、十年。
食堂的大姐换了人，但饭菜还是那个分量。
他的工作从搬货变成了记账，从记账变成了管一个小仓库。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怀疑了。
不是被说服的，是被日子说服的。
他每天醒来，发现昨天担心的事没有发生，今天担心的事也不会发生，明天担心的事更不会发生。
他的孩子有学上，他的老婆有工作，他的房子不漏雨，他的锅里不缺肉。
然后他就会想——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
男人从回忆里抽身，抬起头，看着温菲尔德。
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压着一种说不清的、像是叹息又像是释然的东西。
温菲尔德的手攥紧了皮箱的把手。
“所以你不打算帮我们吗？”
男人没有回答温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