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叫人来换，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凉茶又苦又涩，正像他此刻的心情。
他想起韦格纳。那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德国人，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用一种他看不懂的方式在改变世界。
他不喜欢韦格纳，不喜欢他的主义，不喜欢他的方法，不喜欢他那种“我永远是对的”的笃定。
但他不得不承认，韦格纳做到了他做不到的事——让工人吃饱饭，让农民有地种，让一个被战争打垮的国家在十几年内重新站起来，站得比谁都高。
如果英国也有一个韦格纳呢？麦克唐纳有些不敢想下去了。
门被敲响了。秘书探进半个身子。
“首相，内政大臣的电话。他说——”
“告诉他，我明天再回。”
秘书退了出去。麦克唐纳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他在想，如果他对国内的共产党动手，柏林会怎么做。
韦格纳会不会出兵呢，这一点他不确定。德国人会不会派军队登陆英吉利海峡呢。
但他们一定会做别的事——经济制裁，贸易封锁，支持英共发动总罢工，让整个国家瘫痪。
然后，等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他们再推一把。
麦克唐纳从抽屉里拿出那份搁置了三个月的报告，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
不对共产党动手，是等死。动手，是找死。他选择了等死，至少能死得慢一些。
窗外，天色渐渐暗了。
唐宁街不远处，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
引擎没有熄火，车里坐着四个人，都穿着深色的衣服，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副驾驶座上的人低头看了看手表，然后朝驾驶座上的人点了点头。
“时间到了。”
驾驶座上的人没有说话。他把手放在档杆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踩下了油门。
轿车猛地冲了出去。
唐宁街的路口有警卫。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看见那辆车加速冲过来，下意识地举起手，嘴里喊着什么——也许是“停下”，也许是“危险”，也许是别的什么。
没有人听清，因为那辆车没有停。
警察往旁边闪了一步，从腰间接下配枪，朝车胎开了两枪。子弹打在路面上，溅起一串火星。
警察又开了两枪。这一次，一颗子弹打中了车门，在铁皮上留下一个洞，但车是改装过的，铁皮下面焊了钢板，子弹穿不透。
车窗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