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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1月29日,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韦格纳安静地听完台尔曼的汇报之后,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
    “狗急跳墙,但还没完全失去理智。”
    “麦克唐纳政府内外交困,传统的均势和威慑手段失效,萌生这种最阴暗的念头我并不意外。
    但正如你所分析的,现阶段他们更可能是进行可能性研究和前期踩点,为最坏情况预留选项,而非立即行动。
    直接针对我和列宁同志,风险太高,一旦暴露,将是英国政府政治和外交上的彻底灾难,英国人现在承受不起。”
    韦格纳看向台尔曼:
    “这个埃姆斯,是这次行动的关键执行人。抓他,风险大吗?”
    “在瑞士动手,比在英国本土或德国容易得多。”
    台尔曼回答,“我们的镜子网络在瑞士的根基很深,监视和可控行动都有把握。
    关键在于动手的时机和后续处理。如果他只是来传递指令和激活网络,我们抓了他,伦敦会立刻警觉,可能切断整个网络,甚至升级行动。”
    韦格纳思考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我记得,我们潜伏在英国的同志提交过一份关于MI6中层官员家庭背景的例行报告。
    这个埃姆斯的儿子……好像是在牛津读书?对哲学和社会学感兴趣,参加过一些我们同志组织的左翼色彩的学生讨论会?”
    台尔曼立刻答道:
    “是的,主席。理查德·埃姆斯的独子,小安东尼·埃姆斯,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生。
    我们的外围同志评估过,他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和理想主义情怀,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英国社会不公深感不满,但尚未与组织有直接接触。
    被我们划分到属于可观察、可争取的对象。”
    “很好。”
    韦格纳点了点头,
    “那么,计划可以调整一下。
    第一,通知我们在英国的同志,加快接触并争取小安东尼·埃姆斯,将他发展为我们的同志。
    要做得自然,注重思想引导,让他真正认同我们的事业。
    第二,在瑞士,埃姆斯一到,就控制他,邀请他来我们这进行一次秘密会谈。
    除了展示我们对他此行目的了如指掌外,最重要的礼物,就是他儿子亲笔书写、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
    要让他明白,他不仅任务失败,连血脉和家庭未来的政治选择,都已不在他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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