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缓缓打开一条门缝，门外站着两名穿着得体深色大衣的男子，面无表情。
其中一人手里确实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雪茄和酒瓶。另一人则看似随意地站着，但目光锁定了埃姆斯。
“你们搞错了。”埃姆斯用德语说，准备关门。
拿托盘的男子忽然用纯正的、略带伦敦腔的英语低声说：
“埃姆斯先生，辛克莱局长向您问好。但关于您此次来瑞士的行动，我们有些更紧急的情况需要当面讨论。
请配合，为了您，也为了安东尼在牛津的学业着想。”
听到局长名字、来瑞士的目的，尤其是听到自己儿子名字的瞬间，埃姆斯就知道，完了。
对方知道的太多，他沉默了几秒，松开了门链。
埃姆斯被礼貌地请进了一辆等候的汽车，眼睛被蒙上，驶离了酒店。
德国人民内务委员会驻瑞士的某处安全屋，
审讯室内的环境干净，甚至称得上朴素，没有刑具，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灯光也算柔和。
但这样的场景反而让埃姆斯更加不安。
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保持沉默，用专业训练对抗着审问者不温不火的问题。他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商人，对方抓错了人。
直到那份文件被推到他面前。
那是几页手写稿，字迹他再熟悉不过，是他儿子安东尼的。
内容是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对英国当前状况的失望，最后是一份充满激情、申请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里面甚至引用了韦格纳演讲中的语句。
其中某些家庭生活的细节，只有他们父子才知道。
“安东尼是个有理想的好青年，埃姆斯先生。”主审的德国特工声音平和，“他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令人感动。我们相信，他的选择是出于真诚的信念。
当然，如果这样一份材料出现在《每日邮报》的头版，或者送到军情五局（MI5）的桌上，想必会对他的未来，以及您的职业生涯，产生一些影响。”
埃姆斯的脸色在听到儿子名字时已然剧变，但长期训练形成的心理屏障依然在艰难地维持着表面的镇定。
他紧抿着嘴唇，目光死死盯着那份儿子的手稿，内心翻江倒海，却不肯轻易吐出妥协的字眼。
审讯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细微的动摇，并不急于逼迫。其中一人换上了略显同情的口吻，仿佛在闲聊般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