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东方革命的每一步进展，都将极大地改变世界革命的整体格局。
当我们赢得解放时，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将遭受其历史上最沉重的一击。为此，我们感谢德国和苏联同志的支持，也期待着与各国兄弟党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与合作。”
东方代表的发言结束后，会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托洛茨基在笔记中写道：“东方同志正在创造一条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完美结合的道路。
这可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具普遍意义的革命模式。”
而韦格纳在听取发言之后，对身边的施密特轻声说：
“看到吗？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它能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适应不同环境的形态。
而所有这些形态，最终都将指向同一个目标：全人类的解放。”
这个判断，连同世界革命的积极图景，成为了1928年柏林大会留给历史的又一个深刻印记。
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性危机中，东方战场与西方战场的革命进程，将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成为了所有与会者心中思考的重大战略课题。
来自印度代表罗易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韦格纳同志，您所阐述的通过经济建设和生活改善来赢得民心的道路，在德国这样的工业国或许行之有效。
但在印度，我们面对的是绵延千年的种姓枷锁、根深蒂固的宗教隔阂、以及英国殖民者精心构建的分而治之体系。
在这种环境下，强调物质改善，是否会淡化阶级斗争的尖锐性？
当一部分人生活稍有改善，他们会不会满足于现状，反而成为革命进一步深入的阻碍？”
会场安静下来，许多亚洲、非洲代表都看向讲台。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韦格纳沉思片刻，缓缓开口：
“罗易同志，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原理如何与千差万别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首先我要承认：印度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德国道路的简单复制。”
“印度的特殊性在于，阶级压迫与种姓压迫、宗教矛盾、民族问题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英国殖民者将这些矛盾制度化了，使其成为维持统治的工具。”
“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