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那个夏天，玛丽亚三岁的小女儿卡西亚就在她怀里慢慢没了声息——不是饿死的，医生说是什么“营养不良导致的免疫衰竭”。
玛丽亚不懂那些词，她只记得女儿最后轻轻喊了声“妈妈，我好疼”就再也没了声息。
所以，当1月18日村公所挤进两个陌生人——一个戴着眼镜的德国人和一个年轻的波兰翻译——说要开会时，玛丽亚把围裙擦了又擦，还是挤进了人群最后排。
“同志们，”
那个德国青年人通过翻译说，
“柏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有一种马铃薯新品种，叫‘团结一号’。它抗晚疫病，亩产比你们现在种的‘老灰皮’能高四成。”
人群嗡嗡作响。老雅库布——村里最倔的农民，他儿子刚刚去了德国打工——第一个发难：
“高四成？凭什么？我不信，你们德国人什么时候白给过波兰人东西？”
青年人不慌不忙，让助手打开一个木箱，里面是一袋袋分装好的种子，还有一小包淡灰色的粉末。
“这是配套的磷肥。我们不白给，是有条件的，加入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种子、化肥我们先提供，秋收后，合作社统一卖粮，钱回来先扣掉这部分成本，剩下的利润，七成按各家交粮量返还，三成留在你们共同建立的合作社，用来购买拖拉机、修水渠。”
“合作社？”
玛丽亚旁边的沃伊切赫大叔嘀咕，
“不就是集体农庄吗？苏联那边搞过，听说……”
“不完全是，”
青年人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
“这是德国的模式。土地还是各家各户的，只是联合起来购买、销售、使用大机器。
我举个例子吧，德国的一家合作社五年内，小麦单产每公顷涨了百分之四十。”
他顿了顿，看向雅库布，
“雅库布先生，您儿子在古本工作，他写信说我们那边农民都有拖拉机来帮助耕地，对吧？
那拖拉机，就是三家合作社合伙买的。”
雅库布愣住了，脸上皱纹更深了。他儿子确实在信里提过。
“你……你怎么知道？”
“因为帮助您儿子那家工厂工会的，正是我们‘中欧农业援助基金’的兄弟项目。”
青年人微笑着，
“所以这不是施舍，是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