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坐在椅子上，听希法亭讲解德国经济管理体系。他不时提问，
“你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如何协调不同部门的利益？”
“劳动马克的价值锚定是什么？黄金？商品？还是劳动时间？”
“如果农民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你们怎么办？”
希法亭一一作答，当谈到某些困难时，他没有回避：
“在巴伐利亚，确实有约15%的农民强烈抵制集体化。
我们的做法是：
第一，用事实说话，让已经加入集体并获得丰收的农民去说服；
第二，提供替代方案，允许小农户组成生产合作社，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技术支持；
第三，对于极少数煽动暴力的地主残余，依法处理。”
列宁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们在走一条很困难的路。”
“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阶级分化重新出现；既要集中资源办大事，又要避免官僚主义。这比夺取政权更难。”
“是的。”
“但我们有优势：
德国工人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深厚的技术传统，您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我们每个经济干部都学习过。”
谈话结束时，列宁忽然说：
“我想去看看普通的德国工人家庭。”
希法亭愣了一下：
“这需要医疗团队批准。如果埃莉诺教授同意，下周我们可以安排您去一趟柏林东部的工人住宅区。”
“好。”列宁点头，“我想看看，社会主义在普通人家里是什么样子。”
人民宫主席办公室，韦格纳的办公桌上摊开着三份亟待处理的文件。
第一份来自内政部，关于“前帝国军官在地方行政岗位的适应与审查”报告。
自1920年开始的旧军官改造计划已进入深水区，数百名经过审查和再教育的前军官被安置在市镇建设、交通管理乃至学校军训教育岗位。
报告列举了一位前炮兵少校在鲁尔区组织退役军工人员转型生产民用机械，取得显著成效，但也指出了问题：
在波美拉尼亚，几名被派往农业局的前骑兵军官与当地村集体发生了激烈冲突，原因是他们习惯性的命令式作风与民主管理原则格格不入。
报告末尾提出了一个棘手问题：是否应当将这批人重新调离？
韦格纳拿起红色铅笔，在页边写下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