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日益激化的政治对立中，越来越多的奥地利男男女女开始被卷入愈发膨胀的漩涡。
纺织女工玛利亚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下班后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一间由社会民主党开设的、位于工人区地下室里的夜校。
站在讲台上的一位年轻讲师，
“同志们，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在粉尘里每天站十二个小时，换来连一件像样大衣都买不起的工资？
为什么工厂主的孩子可以去滑雪，我们的孩子却要在冬天挨冻？这不是天经地义的！”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属于我们自己！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们应得的权利！工厂的机器是我们开动的，财富是我们创造的，我们理应拿回属于我们的一部分！”
玛利亚看着周围那些和她一样面黄肌瘦的工友们思考着。
“他们说的有道理，”
玛利亚喃喃自语，
“我们为什么要像牲口一样被使唤，却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那一刻，对公平和尊严的本能渴望，压过了长久以来的麻木与顺从。她在心底，为那面红色的旗帜留下了一个位置。
与此同时，在那家被砸的纺织店里，店主弗兰茨·胡贝尔 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他正小心翼翼地用报纸糊住橱窗的裂缝。
弗兰茨·胡贝尔看着报纸上“家园卫队”与“共和保卫联盟”冲突的照片，以及基督教社会党领导人承诺“恢复法律与秩序”、“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演讲，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全感。
“社会化？”
弗兰茨·胡贝尔对着空荡荡的店铺苦笑，
“说得真好听，不就是抢走我辛辛苦苦经营了二十年的小店吗？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是我起早贪黑、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攒下来的！”
弗兰茨·胡贝尔想起那些穿着工装、喊着激进口号的年轻人从店门前经过时投来的目光，那目光让他感到自己的小店铺和微薄的积蓄仿佛成了某种原罪。
“秩序，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秩序。”
弗兰茨·胡贝尔对自己说，仿佛在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尽管他对基督教社会党那些极端分子的一些排犹言论也有所保留，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宁愿选择一个承诺保护像他这样的小有产者的“秩序维护者”，而不是那些想要“砸烂一切”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