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劳务派遣”这四个大字可谓罪孽深重，同工不同酬、缺乏保障、随时被裁……这几乎是资本剥削的代名词。
但在1996年，在即将到来的下岗大潮面前，这是一个无奈却必须的选择……没办法啊，真的没办法。
如果不搞劳务派遣，那些五十多岁、只会拧螺丝的老工人，连最后一点微薄的收入来源都会断绝。与其让他们饿死在风雪里，不如先给个饭碗端着。
方清源翻过一页，是关于如何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
这是国企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医院、学校、供水、供电、供热、物业……以前的国企那就是个小社会，生老病死全包。现在要让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这些包袱必须扔掉。
但怎么扔？
江振邦在文章里给出了详细的路线图：分类移交。
学校和医院，具备条件的整体移交给地方政府管理；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也就是后世著名的“三供一业”，要进行独立核算，逐步推向市场化。
关键在于钱。
江振邦特别标注：不能搞“一刀切”的甩包袱，地方财政接不住。建议设立最长不超过3年的过渡期，费用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逐年递减，直到完全社会化。
“这个过渡期的提法很稳重。”方清源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现在很多厂长恨不得今天签字明天就把学校医院全扔给地方政府，政府哪有钱接呢？最后就是老师大夫上访，闹得鸡飞狗跳。过渡期，就是缓冲垫，这个必须要落实。”
金瑞泽没说话，只是在“过渡期”三个字上重重地画了个圈。
再往后，是关于政府角色的转变和监管体系的建立。
江振邦隐晦地提出了类似于后来“国资委”的职能设想，机构改革不是他能提的。
他只是提了一个建议——所有的改制方案、资产评估结果，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且要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最后由各级政府的国资管理部门审批，全过程公示。
如果真能严格执行这一条，那些猫腻至少能少一半，但这严格来说必然会耽误国企改革进度，而且落实难度颇大……
最后一部分，是江振邦着墨最重的，关于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也就是俗称的“低保”，这个也不算创新。
93年的时候，沪市已经开始对低保进行试点了。
【必须建立最后一道防线，由财政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