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市长是我见过最能干也最拼命的人。”陈秘书的声音有些发颤，”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最晚走，周末也经常加班。凉坝那几个大项目都是他跑下来的，有时候一天跑好几个县，晚上回来还要开会。我跟他出差，他车上永远放着一个公文包、一个茶杯、一瓶药。”
“什么药？”
“降压的。他说自己身体还行，就是血压高。我说杨市长您注意休息，他说等这批项目落地了再歇。这批项目落地了，他又说等工厂投产了再歇。工厂投产了，他又说等明年指标都达标了再歇。”陈秘书低下头，”他一直在等，等一个能歇下来的时间。那个时间一直没有来。”
杨小琳问他父亲去世那天的情况。
陈秘书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下班时还跟杨市长说早点休息，杨市长说还有一份招商材料没审完，明天要用的。第二天早上我来上班，发现杨市长趴在桌上，已经走了。”
他说得很慢，像每一个字都需要从很深的地方捞出来。
“桌上摊着没审完的材料，茶杯里的茶还是温的。公文包里有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但心梗发作得太快，连打开公文包的时间都没有。他就那么趴着，像睡着了一样。我叫了两声杨市长，他没应。我伸手推了推他，他还是没应。我摸他的手，是凉的。我跑到走廊里喊人，喊得整层楼都听见了。后来救护车来了，医生看了一眼就说不用抢救了。”
陈秘书停住了，眼眶发红，但没有掉眼泪。
“我站在他办公室门口，看见桌上那杯茶还在冒热气。人没了，茶还是热的。”
杨小琳又找到父亲当年的司机，一个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的老人。
老人住在城郊一个老旧小区里，楼道里没有灯，她摸索着上了三楼。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听说她是杨市长的女儿，愣了一下，回头喊：”老赵，有人找。”
老赵正在客厅看电视，见杨小琳进来，关了电视，搓着手站起来，不知道该往哪儿坐。
“杨市长的女儿？像，真像，眉眼像。”他反复说着，给她倒了杯茶，茶叶是陈的，水面上漂着一层碎末，”杨市长坐我的车，跑了凉坝市每一个工业园区。每到一处都亲自下车看厂房、问设备、和工人聊天。有一天跑了三个县，回到市区已经是深夜，杨市长在车上睡着了。我把车停在市政府楼下，不忍心叫醒。杨市长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明天早上八点，去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