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林微言问。这句话不是在问顾晓曼，更像是在问她自己，问五年前那个被分手的自己，问那个在书脊巷里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晚的自己。
“因为他不敢。”顾晓曼从档案袋里又抽出一张纸，这张纸不是合同的复印件，而是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纸张很新，日期是今年三月，上面写着患者的姓名——沈砚舟，诊断结果——中度焦虑障碍，伴有间歇性失眠。建议规律服药，避免过度劳累。
“今年三月份，也就是他回国之前。”顾晓曼说，“他不是回国追你，他是不得不在回国之前先把身体稍微养好一点。五年来他每天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地面上的时间还多。去年打赢最后一场官司的时候，他在法庭门口吐了。吐完以后擦擦嘴，继续回酒店开会。”
林微言把诊断证明拿起来。纸片很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但她的手腕在发抖，抖得纸片簌簌作响。她放下诊断证明，两只手交握在一起，用力握着，像是要握住某种正在从指缝间流失的东西。
“顾小姐，”她说，声音终于不再平稳，像是湖面裂开了一道缝，底下的水正在一点一点涌上来，“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是为了什么？”
顾晓曼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天空还是蓝的，阳光还是亮的，但茶室里的空气似乎变重了，重到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
“因为沈砚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解释过。”顾晓曼说，“他不解释的原因有三层。第一层，协议不允许他说。第二层，他说了他父亲的真实病情，怕你更难受——你不是那种知道真相之后就能释怀的人，你是那种知道真相之后会更痛苦的人，因为你会为他的痛苦而痛苦。他不会让你承受这个。”
她顿了顿，端起咖啡杯，发现杯子已经空了，又放下。
“第三层，他说与其让你知道他是被逼的，不如让你认为他是自愿离开的。因为被逼无奈会让人心疼，而自愿离开只会让人恨。恨一个人，比心疼一个人更容易放得下。”
林微言低下头。她不想在顾晓曼面前哭。她跟顾晓曼不熟，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她不习惯在不熟悉的人面前露出任何脆弱。但是眼泪不听她的。眼泪有自己的意志，一颗一颗砸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