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转眼就到了1964年，春节刚过，二月中旬，一支特殊的调研小组从云州出发了。
除了冯厂长和四个战士之外，还有纺织厂的三名技术骨干、一名军区医院的医生，以及一名老裁缝——冯厂长觉得，有些细节，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才能把握。
火车换汽车，汽车换军车，一路向西，海拔不断攀升。
到达第一个边防连驻地时，冯厂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头痛、胸闷、嘴唇发紫。
“冯厂长，您先在连部休息，我们出去调研。”同行的医生劝道。
冯厂长摇摇头，吞下几粒药：“来都来了，不能白来。”
他穿上现有装备，跟着战士们体验日常巡逻。
海拔四千二百米，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60%，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但稍微走快些，又会因为缺氧而喘不过气。
“最难受的是晚上。”一个脸上带着高原红的战士说，“夜里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但睡觉时不敢把被子捂得太严实，怕缺氧。早上醒来，帐篷里都能结冰。”
冯厂长认真记录着，手冻得几乎握不住笔。
他注意到战士们的脸都被紫外线灼伤，嘴唇干裂出血；注意到他们的手指因为长期戴着手套又时常接触冰雪，指关节处有明显的冻疮痕迹。
第二天，他坚持要去海拔更高的哨所。
那是建在山脊上的观察点，需要徒步攀登一段陡峭的山路。
“冯厂长，上面海拔四千八百米，路不好走，太危险了。”连长劝阻。
“战士们天天走，我也能走。”冯厂长说。
那天的攀登，冯厂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心脏跳得像要炸开，头痛欲裂。
战士一直扶着他，好几次想劝他放弃，但看着他倔强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两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达哨所。
三个战士常年驻守在这里，见到调研小组，激动得说不出话。
“这是……这是我们收到的最远的‘家访’。”哨长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因为长期缺氧和紫外线照射，看起来像三十多岁。
哨所条件极其简陋，不到十平米的石头房子，一张桌子，几张铺板，墙上挂着地图和望远镜。
最让冯厂长心酸的是，战士们的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