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光孝没有看他，竹竿在泥里顿了一下，脚步没有停。
开牡蛎的男人收回目光，继续低头开牡蛎，刺刀插入壳缝，手腕用力一拧，壳裂开的声音像骨头断裂。
拐进第四条岔巷的时候，一个蹲在巷口的瘦长中年男人站了起来。
这个人没有摊子，没有咸鱼，没有牡蛎，也没有那些用弹壳敲成的小铝锅。
他只是蹲在那里，像一只蹲在水边等待鱼群经过的水鸟，但阮文山知道他不是水鸟。
他的骨架宽大，肩胛骨在被揉皱的短袖衫下隆起两道锋利的棱，蹲在那里的时候背脊是直的。
他站起来的速度不快，但很稳，他站立时左脚脚尖往外偏了半个角度，那是一个习惯随时侧身发力的人本能的站位。
他们对视了一眼，只有一眼，不超过一秒。
男人没有开口说一句话，转身就往巷子里走，阮文山跟上去，黎光孝压后。
三个人沉默地钻进一条只有一人宽的小巷，巷子两侧的棚屋高得几乎不见天光，头顶上交织错杂地挂着晾衣绳和碎布条，滴着不知道是什么的黑水，落在肩头上又冷又黏。
巷子尽头是一堵用碎砖和水泥块垒成的矮墙，矮墙后面是另一条更窄、更黑、气味更浓烈的巷道。
矮墙旁边蹲着一个女人。
她面前的破布上摆着几件东西，一枚断裂的海军陆战队徽章、一把刀柄已经松动的军刺、两盒用塑料袋封着的过期抗生素。
她看见三个人走近，张开嘴想说点什么，但她的声音只到嗓子眼就消失了，那双眼睛在昏暗里像两口干涸的井，里面没有期待，只有长年累月的绝望积成的一层灰白色的壳。
她的嘴张着，合上，又张开，喉结上下滚动，终于挤出一句沙哑的越语：“换吃的，什么都可以。”
没有人回答她，三个人从她面前走过去的时候，阮文山的目光在那把军刺上停了不到半秒，然后移开。
矮墙后面是老仓库区的边缘。
殖民时代建的红砖仓库在这里已经被棚屋完全吞没，棚屋贴着仓库外墙搭了一层又一层，把原本宽敞的库区通道挤成了一条条曲折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窄缝。
仓库的墙壁上长满了霉菌，红砖表面被盐雾腐蚀得坑坑洼洼，墙角堆着从棚屋里溢出来的垃圾，没人清理，也清不完，垃圾堆里偶尔能看到几根被剔得干干净净的骨头棒子，分不清是鸡骨头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