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言官，面临的情形往往是：一个不爱听、不愿听谏言的皇帝，一个偏爱讲、且必须讲谏言的言官；一个固执不化，一个偏偏更为顽固难缠。就像两只猛兽相逢，势必会展开一场生死搏斗。
中国历史上，那些冒死进言、持续觐见、集体跪谏、抬棺死谏等有关言官的、偏重悲情色彩的案例，几乎都能在不足 300 年的明朝历史上找到。
言官们的重点工作对象，是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明朝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内阁首辅（胡惟庸之后宰相制被废，代以内阁首辅），都是在言官的声讨声中黯然退场的。比如严嵩父子专权时，言官们 20 年如一日，冒着被排挤、打压、罢免、暗杀的危险，前赴后继，持续进谏，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万历朝首辅张居正执政期间，言官们以 “夺情起复” 等为事由，集体跪谏，哪怕被廷杖打伤、打残，也毫无惧色。
明朝的那些名臣、权臣，比如高拱、徐阶等，几乎没有人没被言官 “骂” 过。就连那些动辄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宦官势力，也因为言官的存在而受到过打压、约束。当然，这期间言官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少人被宦官陷害，惨死狱中。
言官们也没有忽视对皇帝的监督。但凡皇帝有不理朝政、沉迷酒色、懒政怠政、奢靡无度、大兴土木等有失君德、有损国力、有害国政的言行，各路言官势必会纠弹不已，哪怕因此触怒龙颜，被廷杖、流放，也在所不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言官们确实没有辜负朱元璋当初的期待。不少言官因为进谏而获得了 “诤臣”“忠臣” 的称号，他们的事迹也被载入史册，受人敬仰。可任何事物都不能演化为极致，物极必反。言官所掌握的舆论监督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权力。当这种权力被过度保护，失去了应有的制约时，最终就会变成脱缰的野马、下山的猛兽，不仅无法起到监督作用，反而会成为祸乱朝政的根源。
朱元璋当初设计的言官制度，起初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惩处了不少贪官污吏，制约了权臣的权力。可也正因为言官制度设计中缺乏反向制约。言官可以随意弹劾他人，却无需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使得这种制度缺陷逐渐演化成明朝重大的政治灾难，甚至成为明朝逐渐衰弱乃至最终败亡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