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卫随军的医官和药品也加入了救护行列，各岸防御工事的重新组建……千头万绪，都需要人处理。
……
七日后，台岛，英烈冢。
海风很大，呜呜地吹过山坡，也吹得那一排排新立起来的木牌哗哗作响，仿佛无数英魂在低声絮语。
木牌很粗糙，就是山上现砍的硬木，匆匆刨平了表面，用烧红的铁钎烫出名字，有些还沾着没刮干净的树皮。
时间太紧，死的人太多，只能先这样。
王大人说了，往后有了功夫，再一块块换成石碑，刻上详细的生卒和事迹。
可即便是这简陋的木牌，此刻也密密麻麻，从坡脚一直延伸到半山腰。
它们沉默地立在那里，像一片突然从地里长出来的、没有叶子的林子，每一根“树干”，都代表着一个再也不会回家吃饭、说笑、干活的人。
台岛的乡民们，今日能来的，几乎都来了。
但放眼望去，身影却稀稀拉拉，而且大多佝偻、瘦小。
老人，妇人，半大的孩子，还有少数身上缠着渗血布条、被同袍搀扶着、勉强站立的伤兵。
青壮的男人，太少了。
少得让这片山坡，在冬日惨白的阳光下，显得空旷而悲凉。
他们默默地走上山坡，手里提着、抱着、挎着各式各样的东西。
不是纸钱香烛——那东西在台岛是稀罕物，寻常百姓家用不起。
是吃的，用的，是逝者生前或许念叨过、喜欢过、或者根本来不及享用的寻常物件。
没有统一的仪式，没有响亮的哭嚎，只有压抑到极致的沉默，和那几乎浓得化不开的悲恸。
一个头发全白、背脊佝偻得厉害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到一块木牌前。
木牌上烫着“陈栓柱”三个字。
她费力地蹲下身，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海碗，小心翼翼地打开。碗里是冒着热气的手擀面，切得粗细不一，但满满实实，面汤清亮，上面漂着几点油星和葱花。
老太太把碗端正地放在木牌前，粗糙如树皮的手轻轻抚摸着木牌上的字迹，像是抚摸儿子的脸庞。
“栓柱啊，娘来了。”她的声音沙哑，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你不是总说，除夕晚会那日吃的面条很香，让你馋得很吗？”
“娘也没做过面条，就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