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周明礼打电话来，问他西宁那边的情况。他说在想办法，让再给点时间。周明礼沉默了一下，说：“你注意身体，别熬太狠。”
挂了电话，他看着窗外，忽然想起那条短信。“识相点，别挡路。”他的路是什么？是那间逼仄的办公室，是四千五的工资条，是那些在零下二十度还在训练的年轻人，是林静眼里重新燃起的光。
他们想让他挡什么？挡那些电话，那些施压，那些截胡，那些暂停的补贴。他们觉得他是挡路的人。也许他们是对的。他确实在挡。挡在他们和那些年轻人之间，挡在他们和那个刚刚燃起一点希望的联赛之间。但他不能退。
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退不了。身后是艾尔肯，是张明，是小军，是那些在水泥地上练球的孩子。身后是林静，是她等了二十年的那道光。身后是李建国，是杨老板，是马老板，是所有那些“赌不起”的人。他退了，他们怎么办？
那天晚上，他又写到凌晨。手机又亮了。还是那个号码，这次只有五个字：“最后一次警告。”
他看着那五个字，手没有抖。他拿起手机，按下了删除键。然后他继续写。
写到凌晨两点，他写完了一个章节。关于传球的。他写道：“传球不是把球扔给别人，是把机会让给更有可能得分的人。传球的人，不一定是最厉害的，但一定是最聪明的。”他停下笔，看着这行字，忽然觉得，这也是在说他自己。他不是最厉害的，他只是那个传球的人。把机会让给那些更有可能发光的人。
他合上本子，关了台灯。窗外的天已经有点亮了，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纱。他躺在行军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很乱，但有一个声音很清晰：别停。
第三天，他去了趟西宁。坐的绿皮火车，硬座。不是因为买不到卧铺，是因为硬座便宜。他需要省下每一分钱。车上人很多，过道里挤满了人。他抱着那个旧公文包，靠在窗边，看着外面不断后退的田野和村庄。手机在包里，他没有拿出来看。
到西宁的时候是下午。老韩在火车站接他，脸色比上次更差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像是好几天没睡。两人没说话，直接去了训练馆。
训练馆还是那样，破旧，昏暗，水泥地上裂缝纵横。但有人在练球。几个年轻人在投篮，动作不标准，但很认真。篮球砸在篮筐上，弹出来，捡起来，再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