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林远和他的团队。还有三个独立媒体的记者，两个社会学研究者，一个研究极端环境下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以及——最让沈星意外的——一个退役的将军，头发全白，但腰板挺直，每天清晨五点就起来，跟着防御组巡逻，一句话不说，只是看。
他们看到的东西，和他们预想的完全不同。
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军事化管理”，没有“狂热崇拜”，没有“极端纪律”。只有——
清晨，太阳刚升起时，农田里已经有人在劳作。不是被迫的，是主动的。那些老人蹲在地里，用手拔草，用自制的工具松土，一边干一边聊着家常。
上午，工坊里传来金属敲击声。那些赤膊的汉子在锻造工具，偶尔停下来喝水，互相开几句玩笑，然后继续。他们的动作熟练，配合默契，像是在一起干了很多年。
中午，学校的方向传来孩子的读书声。林远悄悄走过去，站在窗外听。他们念的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是“生存三字经”——先找水，后寻粮，遇危险，莫慌张——但那些孩子念得认真，眼睛亮亮的。
下午，防御组开始训练。不是那种整齐划一的队列训练，是更灵活的、更像在模拟实战的、分组对抗。那个曾经的刺客——现在的防御教官——在人群中穿梭，偶尔停下来纠正某个人的姿势，偶尔大声骂一句，但骂完之后，会亲自示范一遍。
傍晚，所有人聚集在食堂。不是命令，是习惯。大家端着简陋的餐盘，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偶尔有人站起来讲个笑话，引起一阵哄笑。那些笑声，在暮色中传得很远。
林远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笑的人，突然想起自己在首都星的生活——精致的、有序的、但从未有过这种笑声的、生活。
他转向旁边的同行，那个社会学研究者，低声问：“你怎么看？”
那人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这不是我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这不是乌托邦，不是公社，不是军事化集体。这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它活着。真的活着。”
第十天晚上，林远履行承诺，在食堂里给所有人讲他的“观察报告”。
他站在简陋的台子上，下面是三百多双眼睛。那些眼睛里有好奇，有友善，有疲惫，但没有任何敌意。
“我来的时候，”他开口，声音有些紧张，“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个被强人统治的、靠恐惧维持的、类似原始部落的社会。但我看到的，不是。”
他顿了顿，看着那些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