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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九边的将领们都知道这些事,但没有人把它们一条一条列在纸上、用十年十三对的数据交叉比对过。
    因为没有人需要这么做,将领们知道墩台重要就够了,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
    而朝廷里有权力决定边饷的文官们不知道这些事,也不想知道。
    他们只看塘报上的出击数字和杀敌数,不会去查一个被裁掉的侧哨墩台跟三年后某一次敌军突破之间有什么关联。
    这个年轻人在做的事,不是在写书。
    他是把边关上每个老兵都知道的血泪经验,翻译成北京城里那些坐在值房里批塘报的大员们能看懂的语言。
    桌上没有人说话。
    邹应龙站在杨博旁边,歪头看了一眼那张表格,看完了直接问徐渭:
    “这稿子写了多久?”
    “据说是在书坊后院写了两年多。”
    沈应时从旁边走过来了。
    他的手指点在表格上,从第一行划到第十三行,然后抬头问了一句话,语气里带着一种职业病式的警觉:
    “他一个书坊账房,哪来的这些边镇档案?裁撤墩台的年份容易查到,塘报里都有。”
    “但蒙古人从哪个方向突入的,这些是军情密报,兵部存档都有编号。他凭什么拿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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