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安看了看桌上的那一摞卷宗，随手取了最上边的一本。
翻开卷宗，扫了两眼，内容是记载了两人的对谈，还特别注明了这番对谈的一些细节。
对谈时间是两天前，地点是城东翰林街的一间茶馆。参与者只有两人，一个是特别联络处的员工，名为毕兴生，与他对话的人名叫曹崑，身份是苏州府的一名粮长。
粮长这个身份并不多见，不过朱子安对此倒是略知一二。所谓粮长，是明洪武年间为了解决民间征收、解运田粮的人力需求，特别任命的一种职位。一般是以纳粮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然后指派当地一名大户充当粮长，负责征解田粮。后来连什么催办粮差、检举逃税、申报灾歉之类的工作也全都交给了粮长。
这粮长虽然只是半官方性质的职位，但因为职权颇大，而且还能世代相传，所以早期在民间也是一个竞相追逐的香馍馍。大户只要拿下这个差事，便可凭借职权欺压乡民，中饱私囊，借机发财者不在少数。
不过到了明朝中期，朝廷将征粮的规矩做了改动，一区之地任命多名粮长，削减权限，而且不再允许世袭。这样一来，当粮长的收益可就没那么多了，大户自然就没了动力，于是便将这种职位强行转给那些无权无势的贫户，自己在背后操控。有好处全都归自己，出了事就让别人扛。
到了明朝后期，内忧外患不断，朝廷加征的辽饷、练饷、剿饷，让民间承担的赋役越来越重。即便很多没有遭受战乱的地区，税户也会因为承担不起需要缴纳赋税而选择逃亡。如此一来，粮长的职位更是成了苦差事，因为完不成征解任务而被抓去坐牢，或是选择抛家弃产去逃难的粮长也为数不少。
待到崇祯执政的时候，很多地方的征粮工作已经是一塌糊涂，粮长这个职位更是成了背锅的象征。当初朱子安还在德王府的时候，便时常听说某府某县因为征粮不力，抓了几个粮长顶罪。但这种处理方式根本无济于事，没法改变大明当时所处的窘境。
朱子安曾认为江浙乃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这征收粮赋的工作应该不会像天灾人祸不断的北方那么艰难，但看了这份档案之后，却发现南方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征粮的过程同样十分艰难。
那名粮长曹崑表示，自己的辖区内虽然粮食收成还算不错，但同样也难以完整征粮任务。原因也很简单，朝廷对江浙已经失去了掌控，大户不愿再向朝廷缴纳粮赋，要嘛将粮食屯集起来等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