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西装叠好放进旅行箱，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我要去上海处理合资项目的事。你要去吗？”
基娅拉从沙发上抬起头：“去。”
贝娅特丽切手上动作没停：“好。我去订机票。”
基娅拉想了想，问道：“在上海待多久？”
“工作的事大概要三四周，看你要在那边待多久。”
“不过八月初的时候要去和AC米兰谈合作。”
“那我跟你一起回来。”
“好。”
于是她们飞去了上海。
七月的上海像一座蒸笼。
空气里永远浮着一层黏腻的湿热，连梧桐树的叶子都蔫蔫地耷拉着。来接人的司机开着一辆浅蓝色的上海牌轿车，基娅拉把车窗摇下来一半，聊胜于无的热风灌进来，夹杂着蝉鸣和汽油味。
合资工厂在闵行，贝娅特丽切每天穿着浅色套装穿梭在车间和会议室之间，跟中方负责人讨论生产线调试、质检标准、原料采购。她讲中文的速度比意大利语慢一些，但发音标准，只偶尔出些错暴露外国人身份——系统连这点都考虑到了。
车间的墙壁是水磨石的，地面刷着绿色的环氧地坪漆，空气中飘着消毒水和原料药混合的气味。墙角摆着一台老式的三五牌座钟，钟摆左右晃着，到了整点会“铛”地响一声。
贝娅特丽切在跟中方负责人说话，大概在讨论某个批次的质量标准。基娅拉听了几句，觉得无聊，转身走到车间外的走廊上。
窗户开着，外面是一排香樟树，蝉鸣声铺天盖地地涌进来。
她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条。上面是一个地址——在上海的法租界旧区，一个老里弄的二楼。那是她米兰的中医师父赵伯年的弟弟家。
法租界的梧桐树比闵行的更高更密，把整条街道都笼罩在树荫下面。
弄堂口有老太太坐在竹椅上扇蒲扇，竹椅边蹲着一只虎斑猫，眯着眼睛晒太阳。
水门汀地面上有小孩用粉笔画了跳房子的格子，格子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宁宁”两个字，大概是某个孩子的名字。
晾衣绳从这栋楼的窗户拉到对面楼，上面挂着一排蓝白条纹的棉布衬衫，在风里轻轻飘着。
基娅拉按着门牌号找到了二楼。敲门之前，她听到了里面的声音——似乎是评弹，男声女声一唱一和，软绵绵的苏州话，隔着门板传出来，像隔着一层水。
赵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