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九年，李煦把冯七从书房调到了账房。冯七不知道这是升迁还是贬谪。账房管的是银子，比书房重要得多，但也危险得多。书房里出了错，不过是几本书的事；账房里出了错，就是银子的事，就是人命的事。
他到账房的第一天，管账的师傅姓钱，五十多岁，瘦得像根竹竿，脸颊凹陷，颧骨高耸，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他把一大摞账本堆在冯七面前，推了推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冯七。
“这些账本，你一本一本地对。对不上的，标出来。”
冯七翻开第一本。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他眼晕。他从头看起，一行一行地看，一笔一笔地对。看得眼睛酸了，就揉一揉；看得脖子僵了，就转一转。从早上看到晚上，从晚上看到深夜，看到灯油耗干了，才把第一本对完。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筋骨，骨头发出咔咔的声响，像生锈的齿轮在转动。他走到门口，推开门，外面是沉沉的夜色，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无边的黑暗。他站在黑暗里，忽然觉得自己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的累。
他不知道自己还要这样活多久。一年，两年，十年，一辈子？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必须活着，因为赵珩让他活着。他必须写下去，因为赵珩让他写下去。他必须记住，因为这是苏公公最后托付给他、用命换来的嘱托。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上写道：“洪武九年，李大人调奴才至账房。管账本，对银钱。日日与数字为伍，夜夜与算盘为伴。奴才本不通数算，今亦通矣。人皆可教，唯在愿与不愿。奴才不愿，然不得不愿。”
他写完之后，把笔放下，看着那行“不得不愿”四个字，忽然觉得这四个字写尽了他的一生。不得不愿，不得不活，不得不写，不得不记住。所有的“不得不”，加在一起，就是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