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还亮着，芯已经烧得很短了，火苗缩成黄豆大的一粒，在灯碗里颤颤地晃。沈时渊没有去剪灯芯。他就那么靠在炕头，看着那粒微弱的火苗在黑暗里一明一灭。窗外的风还在刮，从窗洞的纸缝里挤进来，发出细细的哨音。他用被子把自己裹紧了一些，但被子太薄了，里头的棉絮早就结成了硬块，根本挡不住腊月里的寒气。他不再觉得冷了——病到深处的时候身体反而变得迟钝，冷和热都隔了一层，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他只是觉得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像什么东西把他整个人从内部抽空了，只剩下一个薄薄的壳靠在炕上，随时可能被风吹散。
窗外的雪又下了起来。
他偏过头去看。窗洞糊的纸破了一个小口子，从那个口子里望出去，能看到外面一片白茫茫的夜色。雪是细碎的那种，被风卷着斜斜地落下来，在窗洞外头一闪而过，像无数片白色的薄刃在暗夜里翻飞。他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场雪。那是永乐八年的冬天，他十二岁，从幽州往南走，走到一座破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那场雪跟今天的雪很像——也是这种细碎的、被风卷着斜飞的雪，落在破庙的瓦檐上簌簌地响。他推门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更小的孩子蜷在供桌底下，冻得嘴唇发紫。那个孩子抬起头来看他，眼眶里汪着泪但没掉下来。他把自己剩下的半块冻饼掰开分给他，那个孩子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好半天才咽下去。然后那个孩子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那个孩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太长了记不住，然后自作主张地喊了一声"阿兄"。那是他父母死后第一次有人给他一个称呼。
那些事已经过去十八年了。十八年，比他一辈子的一半还多。他从一个十二岁的少年长成了一个三十五岁的流放犯，中间隔着的东西太多了——京城、官场、案卷、权谋、那些夜里独自攥着铜钱的时光——但隔着再多东西，那个破庙里的场景始终清晰得像昨天发生的。他还记得供桌上积的灰有多厚，记得那个孩子分给他的桂花糕的甜味，记得那个孩子攥着他衣角睡着时微微发抖的呼吸声。他都记得。他从来没有忘记过。
他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举到眼前。
手指干瘦得不成样子了，骨节凸出来，指腹上全是裂口和茧子，关节处冻得发紫。他翻了翻手掌——掌心的纹路被磨得几乎看不清了，虎口上那一道疤是替萧景曜挡了什么留下的？他想不起来了。好像是追兵追到灌木丛里的时候，他把那个孩子往怀里按，自己的手按在了一块碎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