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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负责用药和针灸。两个人之间几乎不需要说话——顾湘一个眼神,华佗就知道哪个病人需要优先处理;华佗一个手势,顾湘就知道该准备什么药。
    有一次,一个中年妇女忽然停止呼吸,嘴唇发紫。顾湘立刻把她放平,清理口腔,然后做人工呼吸——她用手捏住病人的鼻子,用自己的嘴包住病人的嘴,用力吹了两口气。
    华佗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
    他没有阻止她。没有说“男女有别”。没有说“这样不雅”。他只是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根银针,随时准备接续她的抢救。
    胸廓起伏了一下。两下。三下。
    病人咳了一声,恢复了呼吸。
    华佗的那根银针没有用上。但他把它收了回去,动作很轻,像把一把剑归入鞘中。
    天快亮的时候,顾湘坐在草棚门口的石头上,喝一碗已经凉透了的补液盐。她的体温还是三十八度多,没有退,但也没有升。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但她知道,只要还能站起来,她就得站起来。
    华佗从草棚里走出来,在她旁边坐下。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冬天的风从西北方向灌进来,带着霜的气味和远处烧柴的烟味。草棚里传来病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和咳嗽声,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悲伤的曲子。
    过了很久,华佗说了一句很轻的话:“你那个时代的人,也是这样治病的?”
    顾湘想了想。
    “不是,”她说,“我那个时代,有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有隔离病房,有防护服,有特效药。一个痢疾,用抗生素两天就能好。脱水了有输液,一袋子液体挂上去,血管里直接补进去。不需要一勺一勺地喂,也不需要拿嘴去给病人吹气。”
    华佗沉默了一会儿。
    “但你在做。”他说,不是疑问句。
    “因为我没有那些东西。”顾湘说,声音干涩得像冬天的枯叶,“但病人在那里。”
    华佗没有再说话。他坐在那里,看着东方的天际一点一点地亮起来。晨光从他身后漫过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他的侧脸很瘦,颧骨高耸,下颌线像刀削的一样。
    顾湘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她很难用语言描述的东西。不是慈悲,不是仁心,不是那些被后人反复书写的、已经变成了成语的品质。而是一种更具体的、更赤裸的东西——一种“你在那里,所以我在这里”的本能。
    瘟疫的第七天,情况终于出现了转机。
    大部分病人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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