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的院门开着。他走进去，院子里的一切都被雪覆盖了——水缸上顶着白色的帽子，照壁上挂着白色的帘子，连廊柱上的对联都被雪糊住了，只露出几个黑色的笔画。他走到正厅门口，看见陈伯坐在里面。不是坐在那把椅子上，而是坐在地上，靠着墙，两条腿伸在前面，像一个坐在路边歇脚的老人。他的眼眶还是两个黑洞，但他的脸上有一种林峰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笑，不是哭，不是平静，不是恐惧，而是松弛。一种彻底的、完全的、像一个人终于放下了所有重量的松弛。
“你来了。”陈伯说。他的声音很轻，像一片雪花落在窗台上。
林峰在他旁边坐下来，也靠着墙，和他并排坐着。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坐着，看着正厅外的院子，看着雪覆盖的一切。蜡烛在供桌上燃烧，火光摇曳，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两棵并排站着的树。
“我要走了。”陈伯说。
林峰没有问“去哪里”。他知道陈伯说的“走”是什么意思。不是搬家，不是旅行，是那种永远的、不再回来的、连影子都不会留下的走。
“你爷爷走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陈伯说，“不是下雪，是冷。干冷干冷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他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不，他没有手了。他的手上全是管子，针头，胶布。我就握着那些管子。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陈伯，你替我看着那口井。等到雪停了，就不用看了。’我等到了。”
林峰的眼眶发酸。不是想哭，而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需要释放的感觉。他眨了眨眼睛，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你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陈伯说。
林峰想了想。“你叫什么名字？”
陈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不是嘴角只牵动一下的那种笑，而是真正的、完整的、像一个人在听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时的笑。他笑了好几声，笑声沙哑而短促，像一台老旧的发动机在咳嗽。
“我忘了。”他说，“我真的忘了。我叫了太多年‘陈伯’，已经想不起自己原来的名字了。这大概是我欠这口井的最后一样东西。”他伸出手，在黑暗中摸索，碰到了林峰的手臂，然后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