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往往只限于自己人，对于其他工厂的工人，对于波兰来的移民工，他们同样抱有警惕甚至敌意。
她走访，调查，发现工人们的诉求和她想象的不一样。
他们很少谈论打破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公有化这些宏伟概念。
他们要的是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这个月的工资能不能按时发？受伤了能不能得到赔偿？孩子能不能上得起学？星期天能不能真正休息一天？
他们抱怨工头，抱怨监工，但说起厂主老爷或资本家时，语气里更多是遥远的敬畏，而不是刻骨的仇恨。
有些人甚至私下说：“要是没有工厂，我们连这份工钱都挣不到。”
她开始那些她曾经不屑一顾的东西
工厂法、劳动合同样本、工伤赔偿条例、地方治安管理条例。
她试图理解克劳德所说的术。她参加了几次由老练的工会组织者主导的谈判，看他们如何引用法条、如何计算损失、如何在资方的威胁和工人的情绪之间走钢丝。
她惊讶地发现，这些改良主义的斗争，有时真的能为工人争取到多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稍微改善一点的通风条件、或者一笔虽然不多但足以救急的赔偿金。
这些成果微小、琐碎、毫不浪漫，远不如街垒和红旗来得激动人心。
但它们真实地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
哪怕只是一点点
而且她发现，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
那个总在讲台上抨击资本家是吸血鬼的工运领袖，私下里可能为了维持工会运转，不得不接受某个开明工厂主的小额捐款
那个看起来最凶恶、动不动用开除威胁的工头，可能自己也背着沉重的房贷，家里有好几个孩子要养，对上面的压力同样战战兢兢。
而一些她曾经认为觉悟不够、只知道为加几个芬尼工资而斗争的工人，在一次危险的设备故障前，会毫不犹豫地拉开工友，自己却受了伤
就连警察也不全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有些底层警员同样来自工人家庭，执行命令时眼神闪烁，动作迟缓，尽可能避免冲突升级
她仔细研读毕生所学的理论后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困境
社民党是无路可走的
他们高谈议会斗争，但进入议会后迅速官僚化，与资本家妥协，成了体制内温和的反对派
他们许诺用选票改变世界，但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确保容克和资本家永远掌握多数席位
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