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四大银行达成了合作，理顺了主要工业的脉络。我们针对的从来不是合法合规的经营，而是危机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渎职、甚至是犯罪行为。”
“至于那些现在叫得最响的多半是那些在危机中自身难保、若非总署介入和四大银行妥协接手、早就该破产清算、被市场自然淘汰的中小银行家和与他们利益捆绑的政客。”
“总署和国家的介入客观上保住了他们的部分资产，避免了更广泛的连锁崩溃。从结果看他们甚至是受益者。”
“他们有什么资格站在道义和法律的制高点上抨击我？是总署的程序不够透明？可危机处理需要速度。”
“是我们滥用了权力？我们所有的强制措施，都有据可查，针对的是确凿的问题。”
“是他们自身的经营毫无瑕疵？那场危机暴露出的坏账和混乱管理，他们自己心知肚明。”
“他们抨击我不是因为我做错了，而是因为我做了，而且做成功了。因为我触及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旧规则，因为我这个平民顾问掌握了他们不愿看到的权力。他们抨击的不是总署越权，而是总署的存在本身威胁到了他们的特权和舒适区。”
艾森巴赫看了看远处的天空，沉默了一会才开口道
“鲍尔顾问，你说的这些是事实。但政治，尤其是议会政治，很多时候不完全是事实的较量，更是立场、利益和话语权的争夺。”
“他们可以不管事实，只攻击程序；可以忽略结果，只揪住权力来源的不合常规。在议会那个讲坛上，只要声音够大，逻辑够刁钻，总能找到攻击的切入点。”
“至于你提到的，总署客观上‘帮助’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恩情往往是最容易被遗忘，甚至会被反向利用的东西。”
“他们会说正是总署的粗暴干涉和与四大银行的幕后交易才让他们蒙受了不公的损失，剥夺了他们‘自救’的机会。颠倒黑白是政客的基本功。”
“你说得都对，鲍尔顾问。但问题在于，总署现在的地位，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皇帝的信任是海水，能把它托起来，但也能随时退去。宪法的模糊解释是海沙，看似坚实，实则流动。它缺少一块坚固的、法律意义上的基石。”
“所以与其被动等待议会发难，不断在程序问题上纠缠，疲于应付各种质询和掣肘，不如……我们主动给它一个名分。”
克劳德愣了一下：“您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