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克的财富根基在土地、在庄园、在传统的特权，他们对那些在股票交易所和债券市场上兴风作浪、靠钱生钱的银行家骨子里是轻视甚至敌视的。这次危机，许多容克家族也因投资受损，对银行家的怨气并不小。”
“工业巨头？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与四大银行深度绑定。但更多真正的实业家，那些经营工厂、矿山、造船厂的人，他们对银行的高利率、苛刻的贷款条件和危机时的抽贷断贷早已深恶痛绝。”
“如果新的监管能让银行资金更多、更稳定地流向他们需要的领域，他们是会支持还是会为了维护那几个银行寡头的利益而坚决反对？利益是会分化的。”
“至于工人、市民、小业主……他们在危机中损失惨重，对银行的愤怒是实实在在的民意。谁站在限制银行家、保护储户和小企业的一边，谁就能在政治上得分。社民党可以，我们也可以。”
“最后，关于宰相的态度。我不便透露具体内容，但可以告诉您，在最近一次我与艾森巴赫阁下的通信中，他对于整顿金融秩序、使其更好服务于帝国长远利益的必要性表达了原则上的理解。”
“他认为，一个过度贪婪、最终危及自身乃至国家稳定的金融体系是需要被规训的。当然，他关注的是方式和尺度，是稳定。但至少在需要做些什么这一点上，我们并非没有共识。”
沙伊德曼静静地听着，克劳德的这番话直指权力结构的核心。他指出了皇帝地位的稳固性，剖析了反对阵营内部的裂痕，点明了潜在的盟友和可争取的民意
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盲目乐观的宣言，而是一个政治操盘手基于现实权力格局的分析。
每一环都扣在德国政治最现实的关节上，血缘法理、利益分化、力量权衡、政治交易。
“所以您认为陛下的支持是稳固的，因为陛下本人就是国本，无可替代。您认为容克不会为了银行家拼命，因为他们有更根本的利益。您认为实业家可以分化，工人市民可以争取，宰相至少不会坚决反对。”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您的计划能够稳步推进，不引起失控的反弹，并且真的能在不引发更大动乱的前提下让金融这头野兽变得稍微听话一些。”
“是的，这就是我的判断。风险当然存在，任何改革都有风险。但无所作为的风险更大。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我们未必还有这次的好运气和缓冲空间。伦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