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听到过楼下的文员小声议论，说总署最近在推动什么最低工时和工作环境标准，虽然只是建议，但已经在柏林东区的一些大工厂里开始试行，惹得不少老板跳脚。
她也见过那个救了她、给她这份工作的男人，克劳德·鲍尔顾问。
他通常很忙，行色匆匆，眉头时常微蹙
他偶尔会路过她工作的这间小文书室，瞥一眼她抄写的文件，点点头，或者简单问一句还习惯吗然后便又离开。
这个机构，这个顾问……他们似乎真的在做一些事情。
一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事情。
不是为了某个高高在上的神明，也不是为了空洞的口号，而是很具体地让面包便宜一点，让工人能按时拿到工钱，让作坊少出点事故。
她困惑了。
这和她从小册子里读到的，和她在维也纳街头听到的那些激昂演说，和在林茨那个阴沉牧师口中听到的预言都不一样。
小册子和演说告诉她，所有的苦难都源于他们那些贪婪的资本家，那些腐朽的贵族，那些异族的蛀虫。
要改变一切必须发动所有被压迫的德意志工人、农民、小市民团结起来，用最激烈的手段砸碎旧世界，建立一个全新的纯洁的德意志。
那个牧师则告诉她苦难是试炼，德意志民族背负着特殊的使命，必须保持血统的纯洁，清除内部的毒瘤和外部的污染，等待一位拯救者带领民族走向复兴。
他们都指出了敌人，描绘了未来，给出了方法。
可总署在做的事情似乎既不是激烈的斗争，也不是被动的等待，更不是虚无缥缈的净化
他们像是在修补。
修补这个千疮百孔的庞大机器。用强制的手段，用温和的劝诫，用具体的规章，一点一点地试图让齿轮转动得不那么残酷，让被机器碾压的人少流一点血。
这算什么呢？改良？妥协？还是另一种更隐蔽的控制？
她不知道。
她只是觉得这里很……平静。没有激昂的口号，没有对未来的空泛许诺，只有日复一日的文件、抄写、整理。
有饭吃，有地方住，有一份能让她暂时远离街头寒风和饥饿的、枯燥但安稳的工作。
在经历了维也纳街头的溃散和柏林凌晨的濒死后，她内心深处那点关于发动群众的火苗其实已经摇曳欲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