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逸凡站在菜市场外面的停车场上，把手机屏幕按灭又按亮，反复看了三遍孟哲发来的事故摘要。清洁工的手法——在公交车的制动系统上做手脚，制造一起看起来像意外机械故障的交通事故。周大勇的安全绳断裂，孙志强的酒后驾驶，赵伟的燃气管道堵塞，每一桩都像是从清洁工那本没有写出来的清场手册里撕下来的操作指南。但清洁工本人——那个拄着龙头拐杖、顶着王建国的名字活了二十年、又在十年前在17路公交车上被自己的冷漠压碎心脏的男人——已经在2014年死了。除非他不是一个人。除非清洁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可以在组织内部传承的职位。
“查一下这三起事故之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联系人——不是和赵宇有关的人，是和他们三个人都接触过的、不属于他们各自社交圈子的外人。”徐逸凡在电话里对孟哲说，“清洁工如果还活着，或者说如果有新的清洁工继任了，他一定会在这三个人的死亡前后分别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查交警事故认定书上的目击证人，查工地安全监督报告的签字人，查燃气公司入户安检的记录单——只要有一个人同时在三份记录里出现过，不管是证人、安检员、还是路过的外卖骑手，那就是他。”
他挂掉电话，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林青的薄荷叶还搁在副驾驶座上，红绳在暖气出风口的气流里微微抖动。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孟哲刚才顺手发过来的另一条信息——周大勇、孙志强、赵伟三人的户籍照片和简要资料。周大勇死的时候四十九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女儿在他死后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烧在坟前的。孙志强死的时候四十五岁，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摩托车后座上载着他从菜市场买的一袋土豆和两条鲫鱼，鱼在事故现场从塑料袋里甩出来，在柏油路面上蹦了几下才咽气。赵伟死的时候四十三岁，刚刚离婚，前妻带着儿子搬去了另一个城市，他一个人住在老小区顶层的阁楼里，一氧化碳中毒之后过了三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