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雷蒙与陆启昌联手发起的、代号为“数字行动”的针对性扫黑飓风，已经如铁锤般在港岛的地下世界狠狠砸了整整三天。
在这七十二小时里，维多利亚港上空的警笛声几乎从未停歇，西区、油尖旺、深水埗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机动部队（PTU）那厚重的靴底踏了个遍。
以倪家为首的号码帮成了这场行动中最大的牺牲品，原本灯火通明的夜总会、日进斗金的地下赌场、甚至是那些挂着贸易公司幌子的洗钱档口，在警方的重锤之下纷纷分崩离析。
然而，当行动进行到第三天深夜时，一种诡谲而暧昧的气氛开始在警队高层与那座俯瞰众生的港督府之间蔓延开来。
陆启昌坐在西区警署那间烟雾缭绕的指挥室里，面前的烟灰缸里塞满了已经熄灭的烟头。他面前的电话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响了五次，每一次接起，那头传来的声音都带着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权势压力。
“陆Sir，差不多得了。倪永孝虽然捅了天，但你现在把整个号码帮的生意都按死了，中环那几位‘大水喉’可是很有意见的。”
“陆督察，要注意国际形象。咱们是法治社会，这种地毯式的清场，在立法局那边很难交代。民众需要的是破案，而不是看着满大街都是穿着制服的警察。”
这些电话背后的含义再清楚不过——警队高层在经过初期的立威和为活埋警察复仇的泄愤之后，态度开始迅速变得暧昧且摇摆。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团虽然是社会的阴暗面，是滋生罪恶的温床，但讽刺的是，港岛的社会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却极其依赖社团的存在。
林雷蒙和陆启昌都很清楚一个残酷的事实：社团可以打压，甚至可以阶段性地清除，但绝不能彻底弄到狗急跳墙的地步。
对于鬼佬政府而言，警队维持着港岛表面的治安，而社团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用他们那套丛林法则维持着另一种底层的平衡。
正如和联胜邓伯的名言，一旦社团真的撂挑子不干了，或者是被逼入了死角，那么港岛几十万没有正式工作、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年轻人，将会瞬间失去所有的约束。没有了字头的管理，这些精力充沛且渴望金钱的荷尔蒙将会瞬间化作无数细碎的暴力，将整座城市的毛细血管彻底堵塞。港岛将会迅速陷入一场无法估量的巨大混乱之中，这种混乱是任何规模的警队都无法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