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凌晨响了。不是电话，是周正阳发来的一份加密文件，文件名只有两个字加一个编号——“蚍蜉·续”。他点开，从头到尾看完，然后给周正阳回了一条消息：“让他们开。最好都去。”
消息发出去之后，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端起凉透的茶喝了一口。茶很苦。但他没有皱眉。
京城西郊，某部委招待所。
这栋楼从外面看毫不起眼——灰白色的外墙，六层高，门口挂着“内部招待所”的牌子，连个正经名称都没有。但门口停的车清一色是黑色奥迪，挂的是京A牌照，挡风玻璃后面摆着一沓花花绿绿的通行证。二楼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门关得很紧，门口站着两个穿便装的年轻人，手里没有拿任何登记表，但眼睛一直在每个经过走廊的人身上扫来扫去。会议室不大，中间摆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有几瓶没开封的矿泉水。没人碰。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六十出头的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看着像个退了休的中学教师。他叫黄建忠，以前在体改委干过，后来调到一个边缘智库当主任，再后来退下来了。但他退不下来的是那颗心——他写了一辈子文章，提了无数个体制优化建议，从来没人理他。现在他不甘心。他觉得他这辈子最后的机会，就是把李建军身上那种力量搞清楚，然后把它变成他最后的遗留在体制内的印记。他面前摊着一份手写的发言提纲，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写得极用力，像是在用钢笔刻碑文。
“诸位，我们今天这个会，不是针对李建军同志个人，”黄建忠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声音不高但很稳，是那种在体制内待了一辈子、被无数次会议磨出来的抑扬顿挫，“他是国家功臣，这一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