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里，公安厅长是省级核心高官，是政法系统的关键领导，是组织层层筛选，重点培养，常态化监督的对象。
就算祁同伟有野心，有私心，也绝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绝不可能蓄意谋害同级别的检察干部，更不可能贪腐枉法到剧中的地步。
更离谱的是，祁同伟作为公安厅长，竟然能在汉东官场为所欲为，肆意干预司法，操控案件，甚至策划谋杀陈海而长期不被发现，不被监督，这在现实中是天方夜谭。
公安厅长的权力，受到多重严格的监督与制约，绝不可能像剧中这样毫无约束，为所欲为。
在周黎看来，祁同伟这个角色，就是编剧为了制造寒门逆袭，被权力碾压，彻底黑化，报复命运的戏剧冲突，刻意塑造的极端人物。
他的存在，不是为了还原现实中的干部成长轨迹，而是为了满足普通人的阶层共情，为了制造话题和流量。
他的悲剧，是编剧的刻意安排，不是现实的必然，他的黑化，是个人极端选择的结果，不是体制的必然产物。
更误导人的，是这部剧把祁同伟的堕落，全部归咎于体制的不公，权力的碾压，仿佛祁同伟的所有恶行，都是被逼无奈，情有可原。
这种叙事，是极其错误，极其有害的。
体制的不公，绝不能成为干部堕落的借口，个人的遭遇，绝不能成为践踏党纪国法，损害人民利益的理由。
祁同伟的遭遇，值得反思，值得警惕制度的漏洞，但他的恶行，绝不能被洗白，他的悲剧，值得共情，但他的罪行，绝不能被宽恕。
这部剧把祁同伟塑造成胜天半子的悲情英雄，本质上是在美化腐败，美化恶行，误导普通观众形成只要出身底层，就可以为所欲为，践踏底线的错误认知，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还有汉东官场的脸谱化叙事，是对体制生态的极端简化和误读。
剧中的汉东官场，被塑造成了汉大帮和秘书帮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高育良是汉大帮的幕后头目，李达康是秘书帮的代表人物，两派争斗不休，你死我活。
这种设定，完全是脸谱化，简单化的艺术加工，和现实中体制内的派系生态，权力运作逻辑，完全脱节。
现实中的体制内，派系，利益往来是客观存在的，但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而是极其复杂，极其隐蔽，极其动态的利益交织，人情往来，互相妥协，互相制衡。
没有绝对封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