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打开自己设计的一个信息追踪程序。
不是监控软件——我没有在苏念的手机上装任何东西。
但她的社交媒体账号是公开的。
她的同事方琳的朋友圈也是公开的。
方琳，苏念的大学闺蜜，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但没有去瑞典。
方琳三天前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在公司总部，配了一张聚餐照片。
照片角落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面是一封邮件的局部，收件人栏里有一个名字——Erik Lindberg。
邮件正文模糊不清，但主题行的前几个字母可以辨认：“Re: Stockholm dinner ar…”
dinner arrangement。
晚餐安排。
方琳不在瑞典项目组，为什么她的电脑上会有发给Erik的邮件？
除非这封邮件是苏念转发给她的。
闺蜜之间分享晚餐安排，这在普通同事关系里很反常。
但在“帮闺蜜参考约会餐厅”的场景下，就很合理了。
我把这条朋友圈截图也存了下来。
证据不需要太多。
我只需要最后那一个结果。
苏念走后第二个月，赵磊约我吃饭。
“你的离婚协议我已经定稿了。”他把一个文件袋推过来。
我接过来翻了翻。
“另外，有个事要告诉你。”赵磊压低声音，“你那个前客户，周远航——就是华盛集团的那个——上周托人找我，说想请你做一个安全系统的升级项目。报价八百万。”